首页 -> 2006年第2期
在抗美援越的日子里（上）（１９６７—１９６８）
作者：邓元凤
字体： 【大 中 小】
一、受命出国
1967年3月21日，我们陆军第××军直高射机枪连从南日岛野营回到驻地，刚下车就接到上级命令，叫我们立即开赴泉州，暂时编入××师高炮营，进行强化训练。
助手龚素平对我说：“这还好，省事。”
我瞪他一眼：“瞎说啥，检查传动轴罗栓。”
他所说的“省事”是指“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那一套。这是能随便说的吗？要是在别的连队，“积极分子”们会马上向上送报告，上头一旦知道了就麻烦了。
很快，我们又发动车子上路，一阵风赶到目的地。新的营地处处张贴着援越抗美标语。那里的战友们知道我们是从军部来的，围着我们看新鲜似的，唧唧喳喳议论着什么。
晚上，龚素平拱到我被窝里，悄悄问我：“老邓，怕是要出国打仗吧？”
“怎么见得呢？”我反问。
龚素平是江苏海门人，初中毕业入伍，蛮灵光的。见我反问他，不假思索地说：“这不明显么，在军直高炮营不一样训练，为什么要跑到师里去？前一段就我们连写了请战书，肯定是要我们去参加援越抗美了。”
“那好，明天叫你当一个参谋长。”我笑着在他腋下捏了一把。
他咯咯地笑着说：“其实你比我更想去，你不说，老兵嘛。”
经过三个月强化训练，加上武器装备全部换新，全连呈现崭新的面貌。指战员喜气洋洋的脸上分明写着：我们要去越南打仗了。7月18日，新组建的××师高炮营奉命登上火车，正式踏上了援越抗美之路。由于红卫兵在铁路上开会、游行、武斗，使我们耽搁了时间，一星期才赶到广西龙州集结。在那里，我们学越语、学战场纪律，了解越南的风俗民情，一句话，待命出国。
1967年8月18日，我所在的部队一七懟支队（师）接到命令：一七懟支队开赴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争；爱护越南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前线指挥部命令我部从水口关出境，经高平、北到太原（越南）驻防。部队于傍晚时分在水口关中国一侧集结，伪装完好的车队像一条绿色的长龙爬伏在公路上。前面就是国界，稍后我们就要越过神圣的国门行进在越南的土地上。
二班长周喻明提只水桶过来说：“老邓，加点水啵？”
“早加满啦，二班长同志。”助手龚素平在驾驶室里摇手。
“多少是个意思嘛，”二班长一边说，一边揭开擎盖，开始加水，“这是祖国的水呀。”
“这是祖国的水呀”，说得我心里很感动，不由得想起认识他的那一刻：一九六五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我正在保养汽车，忽然一伙新兵跑过来，用萍乡话问我：“老兵同志，你是邓元凤吧？”
“是呀”，听到萍乡话我心里一热，问道：“你们是萍乡奶（青年）？”
“是个咯”，一位粗黑的新兵说：“我叫周喻明，福田老表。”
周喻明是个文盲，地道的农民，学过武术，走起路来内八字很明显，一跨一跨的。他入伍后进步快，一年入党，二年当班长，是新兵中的佼佼者。
“周喻明，这回要争取立功噢！”见他象征性加完了水，我鼓励他，希望他为萍乡人争光。
“那当然”，他答得好爽快：“还要争取第一个立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不由得产生一种敬重和爱惜的情感，多么率真淳朴的农民兵啊。
开进命令终于下达。战车立即发动，隆隆的声音震天动地，绿色长龙向水口关大桥爬动。国境线是条竖直的黑线，画在大桥中央两侧对称的柱子上。黑线的中国一侧写着“中国”二字，越南一侧写着“越南”二字。桥的两头各有二位军人守卫。我紧握着方向盘，庄重、严肃地向国境线开去，心里百感交集，喉咙里直发酸。
司务长陈步元同志对我说：“老邓哪，要离开祖国了，我心里头好难受。”
“我也是。”龚素平已是泪眼模糊。
我想，不仅我们，全体出国参战官兵哪一个不是情肠百转思绪万千呢。文化大革命还在搞，家里人吃不饱，祖国和家庭都令我们牵挂。车队驶过水口关，踏上了越南国土。车轮负载着我们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越南人民的深情厚谊，在通往前线的公路上隆隆滚动。我回过头去，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山河和水口桥头的父老乡亲，再也抑制不住，眼泪掉了下来。
车队爬上通往高平的大山，车与车之间咬得很紧，从弯道外侧看，恰如一条千足虫在爬动。每辆车上有一名战士打指挥旗，跟紧、拉开、靠边、停车，都听统一指挥。第一座山头刚刚爬过，我们遵命靠边停车。不一会，从后面飞驰过来一个车队，喇叭嘟嘟地叫个不停，震得山鸣谷应。从他们车后的号码看，这是一支越南人民军的车队。他们满载着战备物资，用蓬（篷）布和伪装网遮盖得严严实实。每经过一辆车，只听得喇叭一响，呼一声就冲过去了，卷起的灰尘直往我驾驶室里灌。我紧握方向盘，感受着“前线”的味道。后面又来了一辆车，他不是“嘟”的一声，而是气喇叭电喇叭同时按，听起来好像是说“快快来快快来”的意思，同样是“呼”的一声开过去，只见他的车屁股上插着两根树枝摇摇晃晃的遮住了号码。我觉得他有点特别，盯住他远去的影子，一刹那间，那两根树枝就消失在翻滚的灰尘里。
龚素平推了我一下，说：“好大的气势呀，飞一样的。”
我说：“这是打仗，前方急需，不得不快。”
正说着，前头车子已经开动，我立即挂档跟上。这一次没有咬得那样紧，稍微拉开了一段距离，看样子要加点速度了。
二、暴雨中
我和助手龚素平轮流开着车。天气闷热得很，不时有雷声在头顶滚动，电火在厚厚的云层中劈划，风在山谷中呼啸。
司务长陈步元提醒我：“老邓，这天气真怪，怎么才出国就变得这样暴躁不安呢，千万要小心呀。”
陈步元同志是福建仙游县人，高高的个子，酷似《小兵张嘎》里的侦察员罗金保，很是机敏稳重。因为我和龚素平经常出车，回来后要到他那里报伙食补贴，所以混得很熟。同时，我们都对“政治挂帅”不感兴趣，彼此间有点“臭味相投”的味道。正说着，一声炸雷伴着闪电砸在前面的公路上，倾（顷）刻间大雨像决堤似的倾泻下来，打在挡风玻璃上嘭嘭响。公路上水气蒸腾，山谷里狂风咆哮，树木像魔鬼似的摇头晃脑，崖壁上飞瀑四溅，我赶快把挡风玻璃放下来，驾驶室里骤然闷热难当，令人窒息，只得留一条缝，任凭雨水泼进来。我们不约而同说：“天倒下来了呀！”车队行进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我们几乎在雨雾里“摸索”前进……
突然，车队停了下来，不知道是前面有车子抛锚还是雨太大，不能前进。我们正想下去问个究竟。大雨里，二班长周喻明一跨一跨地跑过来说：“哈，老邓，稀奇稀奇真稀奇，一只野猪从山上窜下来，摔死在我们的车子前面，快去看哪！”
我跟他跑过去一看，那头野猪有百多斤，头破血流地躺在一排的汽车左侧公路上。许多战士围着它啧啧称奇。连长的脸色很难看，和指导员赵金振商量了一下，挥挥手叫一排把野猪抬上汽车。我回到车上把看到的情况向司务长汇报，他长叹一声，没有搭腔。龚素平听了倒是很兴奋，他说：“这下可好，到了阵地可以加一餐！”
“少废话”，司务长瞪他一眼，说，“我们索性停一下，等营部车队来，看他们带了水果没有。”
龚素平悻悻地沉默着。我很纳闷，为什么见到一只死野猪，领导们心里这样不好受呢？难道说这是一种凶兆？怎么我没有半点预感呢？营部车队滞后约半个小时。我们弄了几篓水果即开车跟进。因为雨大，刮水器几乎刮不动倾泻而来的雨水，有时要用手扳动几下。驾驶室里雾气腾腾，司务长不停地揩着挡风玻璃。我们不敢加速，只能缓缓地冒着大雨前进。路上见到几处塌方，越南老百姓正在冒雨清淤。渐渐地，我和司务长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