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上）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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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建国以来前二十年，我们走的是高积累低消费，低工资高就业的道路，对消费和工资是有限制的。调整就是放开一些限制，这也是1980年代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空谈思想解放运动，那不可能造成1980年代的局面，当然最后那个局面就是姚洋一开始概括的，在农业、轻工业和宏观经济领域逐步放开了。二、是黄平刚才说的，政策层面、文化层面之外有个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而思想理论问题上毛主席主张必须讲辩证法，他当时从哲学的高度讲两点：既要避免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同时又要避免思想上的经验主义。简单说教条主义就是空谈伟大理想和目标，经验主义就是只讲短期利益、眼前利益，他当时让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强调要避免这两点。今天我们回首1980年代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起码在思维方式上，我觉得并没有超越毛主席所说的：既要避免教条主义，又要避免经验主义这两点。1980年代主要是从反对教条主义这一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所说的思想解放运动，说白了核心也就是反对教条主义，但是，我个人认为：对于避免经验主义、短期效应，对于避免“跟风”、浮躁，乃至于无政府状态，这个或许注意就不够——以至于最后搞到顾准那样的另外一种形而上学——也就是所谓的“从理想主义回到经验主义”。
黄：这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1969年起草“九大报告”，陈伯达搞了一个稿子，主席没有看就退回来了。陈认为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提出了电子革命问题，他认为蒸汽机标志着工业革命，现在是电子计算机，更是一场革命，中国这次要赶上，云云。毛主席没有同意陈的主张，但真正出大的问题是“林彪事件”，包括邓小平再度解放，重新出来抓工作，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在此之前甚至也反对过无政府主义，1968年就反对无政府主义，强调抓革命促生产。
“林彪事件”后，在文艺这个层面，解冻了一些1950--1960年代的电影，《地道战》等，也搞了新电影，如《艳阳天》。而在政策层面，1972年开始，包括国务院生产领导小组、科技领导小组，总理让周培源、刘西尧等抓基础理论，也恢复了大学，甚至提出高中直接上大学，出问题的一个是《海霞》，一个是《创业》。《海霞》本来写的是渔家小姑娘，江青认为找了一个美女来演，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一查这个是钱江导演的。《创业》问题就更大了，说是歌颂了经济主义，抓生产，直接歌颂的是大庆王进喜，说背后是歌颂了国务院，甚至不仅是余秋里。但是主席一开始是同意文艺整顿和繁荣的，他说：“只有八个样板戏，连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八亿人没有书看没有戏看，这样才重新发行鲁迅的书等，包括恢复了好几个杂志，《文物》、《考古》、《中国摄影》、《人民画报》，等等，“林彪事件”之后就恢复了。
姚：毓海在这里是不是把思想解放简单化了?所谓教条主义，仅仅是党内的说法，是跟着马列教条走还是根据客观事实的变化而调整政策方向的问题。思想解放的内容远远大于这个。我们说1980年代是“新启蒙”的时代，是拿西方的启蒙运动来作比较的。这就意味着，思想解放是人的尊严的再次觉醒。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教条说教所固化的世界。我们认为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殊不知我们早已被世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我们懵懵懂懂，醒来时甚至发现祖国宝岛的生活水平都早已超出了我们数倍。我们发现信奉了几十年的东西，并没有带来繁荣和精神寄托，而是施加了沉重的思想枷锁。思想解放，或新启蒙的核心，是要还让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还思想的自由。
韩：其实，诸如“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这两个词并不简单，它在哲学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相对来说，“启蒙主义”倒是一个过于含混的范畴。简单说，从认识论上讲人的认识是后天的，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这叫“经验主义”，不叫唯物主义。而主张人的认识是先天的，取决于先天的认识功能，这叫形而上学，所谓“人的主体性”理论的基础其实在这里。所谓唯物主义，则是讲认识的基础是“实践”，“历史唯物主义”讲实践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辩证唯物主义”是讲人靠这些制度实践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是这些制度同时也影响、遮蔽了人对世界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过于迷信既有的制度就是“教条主义”。
姚：我插一句。按我的理解，经验主义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相对立的松散的思想体系。理性主义强调人的主观意愿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而经验主义强调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渐进演化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这两者的结合，既相信人的理性，也依赖对经验的总结，但和经验主义不同的是，它是带着社会设计的头脑去从事实践活动的。马克思成长于欧洲大陆，肯定受大陆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同时又久居英国，是否因此也受了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呢?这是我瞎猜的——你接着说。
韩：整个1970年代，其实充满了这样的思想争论，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不是凭空来的，是这种争论的必然延续。当然，如果我们抛开具体的历史语境，纯粹从理论上谈，也可以说理论同样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同样也可以遮蔽真理的认识。
毛主席那个时候甚至给经验主义也说了不少好话，解放了那么多老干部，首先就是因为他们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包括认为“鲁迅活着也不会赞成把周扬关起来”，意思就是让周扬出来做工作。1974年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到了他那里，毛泽东亲自在名单上增加了很多文艺界老人的名字，不过当时好像他还是忘记加上周扬的名字，结果周扬就晚出来了一个月。其实在1980年代主持思想解放运动的那些主要人物，在1975年左右都已经出来工作了。
黄：总理1974年国庆招待会开了很多人的名字，但没有加上周扬。毛主席看到了，还说“可惜没有周扬”。有了这句话，周1975年就从秦城出来了。他在文化界是最有意思的人物，他以前的官阶只是个中宜部副部长，但每一次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他写大块文章，洋洋洒洒，不仅文艺界，连理论界，到现在很多人对他的讲话还是很佩服的。他讲话经常没有稿子，即使是教条主义那一套，他讲起来也不是一条筋，他一说就一个上午，每次意识形态斗争都代表中央批判这个批判那个，一直到“文革”才轮到他自己了，1975年毛主席讲“如果鲁迅还活着也不会把周扬关这么久”，就把他放出来了。那时候放是放出来了，但还是被当作“敌我矛盾”，自己还没有完全“解放”，却跑去看望冯雪峰，而且第一个去看的居然就是雪峰；他不仅主动去看雪峰，还斗胆给毛主席写信，通过郭小川递了上去，要求为雪峰恢复党籍!他去看雪峰的当天晚上，雪峰写了一个寓言，大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