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上）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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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永远体会不了锦鸡之间的关系，后者有时候也打架，但是羽毛却是美丽的。
韩：现在的人大概很少知道黄平刚才说的这个出处了，而且恐怕也很难理解周扬了。我想所谓麻雀与黄莺，第一是说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例如当年韦伯得知卢卡契要投身于政治的时候，从两个方面谈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一是政治是要管人的，甚至会死人的，这个对政客无所谓，但是对政治家来说，他心里一定是痛苦的，二是政治家是为理想和信仰而战，而政客则是为了地位而战，当政治家抛头洒血的成果早晚落在官僚政客手里的时候，政治家会更加痛苦——但是韦伯说：只有那些事先已经看到这样的悲剧还是义无反顾投身于政治事业的人，才是真正的勇敢者，才是黄莺，而不是麻雀。
雪峰这里的意思首先是说周扬不是政客，其次是以此来表达对周扬的理解。我忘记了当时是哪位老文化人说到自己与周扬的区别，他说这无非是坐船的人与风口浪尖上摇船的人的区别。其实对于周扬这样长期摇船的，他在政策与策略之间有时候是很难把握的。尽管对于各个时期的政策他都认真去执行，但是作为理论家，他对这些政策的理解又不是僵化的，作为情感丰富的文化人，他也有非常讲人情的一面。所以毛主席才说他不是个教条主义者。
黄：思想解放他也是在风口浪尖上，包括受他批评和批判的人。第四届作代会，他已经卧病在床了，给大会一封倌，周扬这个字一念出来，下面就掌声雷动，他的这封信很短，很多人激动得当天晚上往各地打电话，给周写联名倌，好多人签了名。
韩：周扬这个人其实一直是比较洋气的，潜意识里面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代高级文化，而中国作家的西方现代理论水平很低，需要从理论上提高，骨子里其实是比较看不起人的。建国后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里进来那么多外国理论，恐怕与周扬有很大的关系，他本人对于俄国的理论，别、车、杜，包括普列汉诺夫，都是很熟悉的，包括1980年代他对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也很有热情，如果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一股西方理论热的话，那么这个源头就在周扬谈异化问题。当代中国如果有一个人是卢卡契式的，其实那就是周扬，好比说有一个人是“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祖宗的话——这个人当然就是朱光潜，他们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是草根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高雅的马克思主义者”吧。
黄：周扬在1960年代就写过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文章。
姚：这很有意思。为什么从人道主义开始?
韩：这个比较复杂。从最远处说还是毛主席提的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带出来的问题，1980年代则涉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两个问题说到底都牵扯到马克思与康德和黑格尔传统——即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浪漫派的关系。马克思写《手稿》的时候还有很深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子，那个时候他叙述问题的核心还是康德所谓的“人”和黑格尔所说的“主体”，而后来在读了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后，马克思好像有一个很鲜明的转向：就是从讨论主体、人的问题，转向讨论社会、经济和历史的问题，这就是所谓：从讨论人的问题的《手稿》到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资本论》的转向。
马克思1844年的手稿发现之后，从卢卡契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出现了从“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回到“主体论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乃至从“斯大林化的马克思”，回到“康德化的马克思”，甚至是干脆“从马克思回到康德”的热烈呼声。这当时主要是针对苏联的，或者说是针对斯大林对于马克思经典的垄断的批评。
我刚才说的毛主席推荐的列宁那篇文章，其背景也就是列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论战，这个与196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论争和分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1962年中苏论争，毛主席不是说简单地回到康德，而是首先主张要回到“列宁主义”。所谓欧洲的“1968年”运动更是与这些论争、与“非斯大林化”有关。而周扬1980年初再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异化问题，从理论上说白了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在所谓“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而在康德所说的人的主体性，即尊重人、发展人和解放人——这就不是回到列宁，而是回到康德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考虑毛主席当时提的那个问题，就是回到列宁，回到列宁主义。我们今天真正读过列宁的人有多少?不多。
姚：毓海讲清了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但这不正说明思想解放是人的觉醒吗?
韩：周扬当时谈人道主义，首先无非是说阶级斗争扩大化确实对人造成了很大损害，配合的是平反冤假错案，也就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再次“非斯大林化”。另外一个目标乃是中国社会的重新团结——“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恰好与康德哲学当时的目标有相似之处。康德当时针对的问题也是德国的国家统一、实现现代化，以及如何建立一个现代社会的团结、认同的问题，康德为现代德国人规定了那些基本的尺度：理性的、伦理的和审美的，即通过承认社会合理分化为不同的领域，通过各个领域之间的彼此“宽容”来达到社会“和解”——这其实是现代集体主义伦理的一个很重要部分。特别是康德强调自我存在的前提必须是不损害他人。1980年代讲“宽容、宽松、宽厚”的所谓“三宽”，背景如果从哲学上说就是这个。
但是康德这个宽容的集体主义伦理在当时的中国，却很快就变成了对一个高度集体主义社会的瓦解。与1980年代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相关的、更有社会影响的讨论是“潘晓问题”，而恰恰正是这个讨论，将康德那个理论问题通俗化，而且颠倒了，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而这个已经非常接近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了——这就与后来的自由主义伦理有密切的关系。
从“我的存在必须不损害他人”到“我只要不损害他人，就可以随便干什么”，从康德的人及其主体性问题，到潘晓的个人主义伦理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与过渡是微妙的，但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前者是作为“主体”的，国家、社会的自由，后者则类似于一个市场社会中的原子化的个人自由——思想或语言的传播其实就是这么微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而是一个微妙的差别，导致了整个社会观念的变迁。我觉得1980年代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微妙的差异导致了本质的变化——许多变革的发生，类似于姚洋说的那种“打擦边球”。而这个恰恰是我们理解1980年代那种“变化”的基础。而我们今天对1980年代的叙述，往往就是建立在一种“天翻地覆”的幻觉基础上的——说老实话，1980年代并没有发生什么思想上的革命，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基本方式首先就是对一些经典的“再解读”，或者是误读罢了。
我特别举“潘晓问题”的讨论作例子，除了说明1980年代社会、思想“变化”的实质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