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上）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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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后面简称“姚”)：今天该讨论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时期了。
黄平(后面简称“黄”)：从文化思想或者广义的文化层面，当然还是回到1980年代思想解放，后来有人总结为“新启蒙”，实际上就是思想解放运动，但是并没有“新启蒙”这个说法。思想解放是在三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指导思想层面，要不要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是政策层面，要不要坚持按劳分配，农村是要不要分田、工厂是要不要搞奖励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三个层面就是文艺，从把老歌老电影拿出来——“重放的鲜花”，包括老文艺战士重新回到舞台，到新作品，主要是文学作品，多数的是中短篇小说，也有电影、话剧。今天回过头看思想解放至少这三个层面，思想层面、政策层面、文学艺术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第二个层面是解决政策方面的问题，而今天仍为学者们(当时年轻大学生)记忆犹新、影响较大的，还是文化、文学、艺术这个领域，而不是前两个层面。
总的说来，一开始这个层面上大家是有很高共识的，基本上没有争论，而政策层面，要不要扩大自主权，要不要发奖金，要不要分田，要不要搞特区，八种副食品要不要涨价，抽象地说，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至少在技术层面(比如涨价，究竟涨多少，什么时候涨)，还是有很多讨论甚至争论的。
但是文学艺术界相对说有很高的共识，就是要冲破束缚，回到百花齐放，当时也包含多种可能和多种观点，不同流派和不同倾向，一开始就是控诉“四人帮”，要为“四五”平反，后来是一系列的平反，让老的文艺作品、文艺战士重新回到舞台，然后到为右派改正，再到对人道主义的呼吁，一个是文学作品《人啊!人!》，理论界主要在第一个层面讨论，也有第二个层面的东西，例如关于价值规律的讨论或重新发现1950年代孙冶方关于价值规律的论述，是不是要搞商品经济，要不要尊重价值规律，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等等。文化层面讨论，也有一个怎么看待“文革”前十七年的问题，一开始大家有很大共识，后来才出现有争论的甚至引起非议的作品，而且争论不只是文艺界之间的争论，甚至主要不是文艺界内部的争论，对几个话剧剧本、电影剧本的非议，主要不是文艺界的，当然文艺界争论也已经开始了，1930年代的左翼怎么评价，关于“国防文学”的讨论，已经不只是“四人帮”的问题，当时至少有很多差异性在里面，也可以说是文艺界的春天，这算是一个背景性的说明，这样才进入我们后来说的“八十年代”的。
韩毓海(后面简称“韩”)：首先我赞成黄平关于1980年代“三个层面”的叙述：政治、政策层面、理论层面和文化层面，而且三个层面循环互动，最终才逐步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大概地对黄平说的做一点补充：在197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的发展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要工业指标和产量都达到了世界第六位，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主要的工业国，在许多高科技如卫星、核技术、生命工程方面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美、中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那个时候开十大和四届人大，就已经提出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问题。
因此，应该说1980年代的许多政策，其实是1970年代中期的延续，特别是以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为标志，国务梡政策研究室的成立，为了配合十大和四届人大，在黄平说的三个层面，都制订了一些新的政策。虽然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后，邓小平再次短暂退出政治舞台，但是新的组织力量在中央其实已经开始逐渐形成了。正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很多人的协助下，邓小平在这一年才完成了工业整顿、文化整顿，并开始对科学、教育进行整顿。“文革”后全面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恢复高考制度、宣传向科学进军，其实是1975年政策的延续。所以严格说，新的历史时期不是从1980年代，而是从1970年代中期就开始酝酿了。
黄：一个是要不要发展生产，一个是要不要整顿，1975年小平主持工作直接是围绕这个与“四人帮”发生冲突。
姚：就经济政策来说，一般所说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的：第一是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即放弃生产队，回归到家庭经营；第二是发展战略的转变，即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大力发展轻工业；第三是整个经济的分权化，包括中央向地方的分权、部分价格的市场调节以及政府向企业的分权。1980年代之后的改革基本是沿着这几条线向前移动的，最终完成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1970年代中期的变化，与其说是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还不如说是对“文革”之前路线的恢复，它的范围还是局限在计划经济之中。
韩：放松管制首先是在文化上，姚洋说的这三方面是放开政策的最集中的表现，但是一开始还不是经济上的放开，而是先在文化上为全面放开提供舆论的基础，开放一些作品、一些舆论，特别是解放一批人，是在政策上作出巨大的调整的必要舆论、人事乃至社会心理上的准备。这体现了毛泽东、邓小平作为政治家非常有智慧的一面。根据我的了解，当时在文化层面上推动“解冻”运动的，主要是邓立群和胡乔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主要主持人就是他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紧锣密鼓干了不少事。其中之一就是电影《创业》与文艺政策调整，据说这个电影被批评是因为歌颂了原来的石油部长余秋里——而余是1975年邓小平整顿工业的得力助手，所以也有歌颂邓之嫌。邓立群他们使得电影“解冻”的方式，就是让年轻的作者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信。再一个就是电影《海霞》，这个电影的导演是中共老革命家钱壮飞的儿子，后来他们这个剧组也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海霞》也就放了。随后胡乔木他们又鼓励《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给毛主席写信，从而使得出版这本小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成为“文革”后期最早恢复的出版社。当然后来老是递信也递出事了，就是递上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兵的信，主要是反映教育革命的问题，毛主席觉得这封信其实就是针对他本人的，当时递信主要是通过邓小平来转。
黄：文艺界白桦等人也参与了，通过贺龙的女儿，再把倌递到王震手上。
韩：毛主席亲自推动了1975年的调整和改革，没有他强力支持邓小平，改革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毛泽东对邓评价最高的时期也是1970年代，所谓德才兼备，政治上很强。当然，他没有一边倒地支持邓小平——经过“文革”和林彪事件，毛主席特别强调党内的团结：要团结，不要分裂，他晚年老是这么讲。客观上他想避免大的震荡，毛主席虽然知道方方面面都需要进行调整，但是他认为事情不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颠倒过来——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些问题可以慢慢改，“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十年、二十年，横直是要改，但是也不能急”。比如他对于胡耀邦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