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上）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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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他1980年代那一套东西，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在这个意义上周扬和李泽厚的理论背景也不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李的《批判哲学的再批判》就是一部明确地讨论马克思和康德关系的著作。而周扬所谓“回到前期马克思”，其实进一步也就是李泽厚的“从马克思回到康德”。或者说白了，1980年代思想界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告别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话语，告别了这套话语的主要象征，而迎来了伦理的、审美的、思辨的一套话语，迎来了这一套的象征——康德。1980年代全社会的浪漫主义气息当然是有其思想背景的——因为连马克思都成了“青年马克思”了。
所以我们说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的形成，不但不能简单说是“非毛化”，更加不能说是“非马化”——恰恰相反，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不但并没有推翻马克思，而所谓“思想热”、思想解放，确实首先是马克思领域里热起来的。特别是通过各种解读，将马克思“康德化”了，从而将政治和经济问题审美化、抽象化——用一个笼统的说法就是“人化”，就成为思想界的一个特色。不过影响一般的学生的当时恐怕还不是康德，而是李泽厚，再就是“朦胧诗运动”，我导师谢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不如说是审美、伦理和哲学解放。那个时候连萨特、海德格尔的书都印十万册，小工人谈恋爱还侃“存在主义”、存在与虚无呢。
姚：你这样说就对了。就连周扬这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回到康德，要找回人的主体性，不正说明在此之前的思想禁锢有多严厉吗?1980年代我还在大学读书，对这些高深的讨论不甚了了，尽管也装模作样地读了一点萨特和康德的书——我至今还怀念大学的第一个暑假一个人在图书馆二楼文科阅览室里独自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美好时光。但是，对像我这样一般的非哲学、非文学的青年来说，影响最大的不是周扬、胡乔木这样的中共理论权威，也不是康德，而是“朦胧诗”、“伤痕文学”和一批又一批介绍国外思潮的图书。“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的诗点燃了一代人对生命的思考，而像戴厚英的《人啊，人》这样的小说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大写的人”，这些正是启蒙的实质。在图书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那套《走向未来丛书》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非常大，在介绍国外思潮方面功不可没。当我读这套丛书的时候，我的感觉可以用“震撼”来形容，那是被禁锢多年之后才会有的感觉。我相信，这也是多数人在新启蒙中的感觉。
黄：康德这个问题，哲学味太浓，很多人不懂，老先生除外，我觉得人民大学苗力田教授是讲得最好的。李泽厚也讲，但他是借题发挥，他影响最大的在美学，比朱光潜还大，他的东西很生动，也深刻，加上文采，在美学上很有影响力。他的第二影响力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后来又写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从对康德的《批判哲学批判》，到美学的、思想史的，使李泽厚大学还没有毕业就成了一派了。
韩：确实是黄平所说的，李泽厚恰恰说明“解释世界”非常重要。李先生《美的历程》的发行量恐怕要接近百万册，而且是那种最早的口袋书。他通过诗词、小说等审美的方式重新叙述、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对于长期束缚在庸俗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条里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而言，他的这套从康德的审美、实践理性角度观察历史的方式，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李泽厚非常有文采，他的语言是康德的那些译者们无法比拟的，所以说，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啊。
姚：现在怎么没有李泽厚的声音了?
黄：还在1980年代末，一批人某种意义上就(自我?)边缘化了。李泽厚做中国学问才是他的长项，做别的学问可以在美国，甚至在香港，但是要研究中国，就要有中国的时代感和前沿性，如果离开这个土壤，就可能丧失灵感，这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空间上的变化，如果置身事外了，从当事人一下置身事外了，就只能吃老本，清理过去的著作，以前每说一句话是与一个时代紧紧相连，现在说话则是旁观者，那就不一样了。
韩：回过头来看，李泽厚那代人中比较具备经济、社会和历史视野的，顾准应该算一个，但是这样一个具有强烈的“会计师”色彩的人，却与1980年代的氛围格格不入——那个时候几乎没人知道他，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准那种近乎冷酷的“经济人”气质在1980年代还是令人陌生的。要说反对苏联模式，顾准是比较早的，自1950年代后期以来，顾准的思考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他认为如果中国也走这样的道路，忽视轻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包括其他专业的知识、技术人员，这种发展就是非常不“经济”，或者丧失效率的；再一个是他在反思苏联道路时，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力图从马克思的这个范畴中，去找出苏联道路为什么会不重视经济的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交换、分工与合作——特别是协调，而是简单化地强调一种经济模式的霸权。但是，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顾准，1990年代所谓“发现顾准”，也是从1980年代的有色眼镜里面发现的，也就是说顾准的“人格”多么自由、独立。但是顾准的贡献恰好不在伦理和人格上，尤其是这个人也没有多少浪漫色彩。他思考的基础是功利、效率和现实，而不是理想、人格和自由——顾准自己说过，后者不是经济学家所应该追求的东西。
无论怎样，恐怕审美、伦理、哲学的角度，最终还是不能代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像李先生那样从审美和“实践理性”的角度叙述中国历史在1980年代可能很新鲜，1980年代畅谈人格自由，甚至把周总理仅仅说成是“人格伟大”也许还可以，全社会讲“个性”当然也可以——但是这种叙述还是不能代替真正的唯物主义的角度。当然我这里的唯物主义不是苏联的庸俗唯物主义。
比如陈寅恪研究中国历史，他主要就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角度，陈当年不肯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由不过是：他在德国学习过《资本论》原文，而不是因为他把历史研究当文学研究，反对政治经济的历史。我们不能将陈寅恪的学术贡献等同于《柳如是别传》，实际上与李泽厚比起来，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方法倒是比较马克思化的。
1980年代思想解放从理论上说，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在于反对庸俗唯物主义，结果连唯物主义也反对掉了——用朱光潜晚年的话来说：犯了将“片面”当深刻、当道理的毛病。如果完全离开马克思，光靠一个康德，那自然就等于德国浪漫派脱离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谈审美、伦理的变迁，最终也就是谈人格、谈个性，乃至谈人文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康德主义”，无论是叫新康德主义还是老康德主义，注定了一开始就是脱离现实的政治、经济运动的——这个恐怕也就是毛主席让大家去看《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深意所在。
姚：毓海说了半天又说回去了。从中学到大学，学了十几年唯物主义，我也没明白什么是唯物主义，更别说用它来分析问题了。后来为了写一本介绍诺斯的书，回头把恩格斯的《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读了一遍，发现所谓的唯物主义，不过是被马克思主义者指为“庸俗”的经济学家所惯用的方法，说白了，就是物质世界决定制度存在。经济学家换了一个更学术化的说法，叫诱导性制度变迁，就是说，制度的演变受外界物理世界变化的影响，比如，土地相对于人口变得稀缺了，人们就会发明更加节约土地的制度，比如私有土地制度。恩格斯说关于私有制起源的理论，是一个道理，诺斯获得的诺贝尔奖本该给恩格斯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毓海更是清楚，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片面的，因为它把人削减为只知道物质计算的工具，而人是具有多种追求的能动主体。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毓海还要抓住唯物主义不放。
另外，关于近期对顾准的讨论，我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更关注他的人格，而不是他的学术。在充分市场化的今天，顾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修正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但他在那个人人噤若寒蝉的时代敢于独立思考，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当然具有道义上的力量。历史都是现代人的历史，怎样评价历史，和当代所面对的问题息息相关。(未完待续)
黄平，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未完成的叙事》、《黄平自选集》等。
姚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制度与效率》、《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等。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知识的战术研究》、《天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