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关中农村调查随笔
作者：贺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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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调整
关中农村土地调整之频繁，很让人吃惊。我们在武功县新庄村调查，全村九个村民小组，绝大多数村民小组的耕地都经过重新分配，大多数村民小组耕地以五年为期，每过五年调整一次。虽然地多人少的农户认为调地吃亏，不愿调整，但最终大部分村民小组五年一调的惯例还是保持了下来。新庄村五组是2001年调的地，刚过去三年，就有村民要求调地，五组组长本人也因人少地多，而不愿调地，不过，五组组长不会因为中央规定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来反对调地，他只是认为，五年一调是惯例，现在调地才三年，还没有到第五年。我们问他，再过二年是否真会调地，他说怎么不会？五年后，有的家庭娶媳妇生了娃，土地根本就不够，不调地咋办？他还说，中央虽然说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但村民小组内少数服从多数，群众要求调地，不调也不可能。
关中农村的调地，引起我无限的联想。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以来，耕地负担的税费大幅度降低，而粮价又在2003年出人意料地大幅度上涨，这就使土地重新成为农村的中心话语，土地承包权因此变得敏感起来。在湖北荆门，因为自1980年初分田到户以来，土地一直没有调整过，因各种建设调减耕地，农民实际可种耕地与所应负担税费耕地的面积有了很大差异，其中有农户可能种有10亩耕地，却只有6亩计税面积。因此，在村民小组内部，就有强烈的重新丈量耕地并重新分地的要求。荆门农村种植水稻，水稻对灌溉的要求比较高。刚分田到户时，农村的水利基础设施尚好，田块分得细碎，并未对灌溉构成大的影响。近几年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破坏得十分严重，细碎的耕地则使农户不可能在灌溉方面进行有效的投入，因此，农民强烈要求通过调整土地来将耕地集中连片。无论何种理由，荆门农村要求调地的愿望应当是普遍且强烈的，乡村组织也几乎没有不认为需要调地的。
不过，在荆门农村，分田到户以来，真正成功调成土地的村民小组，实在少得可怜，为什么，因为只要调整土地，就会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一旦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这些村民就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法律和政策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与荆门农民完全忽视维护集体利益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央不是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不要随便动农民的土地么？无论村中有多少农户要求调地，也无论乡村组织有多大的决心调地，那些可能会因为调地利益受损的农户，都会通过上访（或威胁上访），将调地之事搅黄。
1999年我在荆门农村调查时，有一个村支书顶着这种巨大的上访压力，在全村95％以上农户签字同意调地的情况下，坚决地将全村土地进行了重新清丈和调整，而那反对的5％的农户，也坚决地运用中央政策作为武器进行了上访。只是因为当地政府实在认为调地有必要而想方设法地包庇，而这个村支书又实在得民心，而没有下文制止调地的做法。不过，这个村所在镇的三十多个村中，绝大多数农户都要求调地，却再没有一个村真正调成。2003年春天，我们在另一个荆门村庄调查，村民小组所有农户都愿意调地，且所有村民都签字画押同意调地。于是先将土地调整好，再依户抓阄。村主任为此事忙乎一个多月，却因为有一农妇因抓阄田块水利条件不好而反悔，要求重新抓阄。这当然不可能。此一农妇因此反对调地，她没有更多办法时，便威胁村主任说，如果你们硬要调地，我也没有活路了，我就死给你们看！一旦要死人，村主任没有办法，只能退却。
荆门农村的以上例子，与关中农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荆门农民无论人数多与少，他们在维护自己利益时，都敢于利用政策武器或身体的武器（死给你看、肢体暴力、公开咒骂等）。造成荆门农村与关中农村如此差别的原因，我想有以下一些。
首先，关中农村人均占有土地数量较少。在我们调查的武功县新庄村，人均占有耕地0.9亩。新庄村支书说，现在农村没有人吃不饱饭，因为有地。只要有地，就有饭吃。另一方面，因为地少，如果一直不调地，就可能出现以一个人的地养四个人的问题（娶一个媳妇生两个娃），土地太少，就养不活一家人了。“总不能让人饿死吧！”这是关中农民喜欢说的一句话，这是一种生存伦理，这种生存伦理本身即具有强大的正当性，也正是这种生存伦理，使关中农村那些想调地的农户会有强有力的决心。而荆门的农村人均耕地达到2亩，很少会因为家庭人口增加而挨饿，调地的生存伦理及正当性就打了折扣。
其次，关中农村仍然存在比较强有力的户族，农民比较在乎村内的声誉及村民的评价，村庄内为面子而展开的竞争如建筑房屋和办理丧事的竞争仍然激烈，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村民必须讲理，而不是单单引用于自己有利的法规政策，更不会不讲理而耍无赖（死给你看），这就使得前述生存伦理变得空前有力，无人能够对抗。
要将空前有力的调地养命的生存伦理变成不顾中央“三十年不变”政策的村庄现实的调地行为，还必须经过村民小组长召集村民开会讨论决策这一关。有一些不愿调地的农户便不愿让组长开调地的会议，有的村民小组长也是地多人少的户，也不愿调地，结果本来应该五年一次的调地，可能因为组长的不积极，而拖下来。
不过，组长能成功拖下去不调地的机会不多，因为作为生存伦理的调地压力仍在，少数人多地少户在这种可以获得大多数村民同情的生存伦理支持下，敢于采取强有力的手段迫使组长变得积极。这些认为应该调地的农户认为自己没有得到本来应该得到的调地的好处，而变得愤怒起来，他们会在村民小组长要求他们配合完成的任何事务上充当反对者，他们拖欠税费，不出义务工。这样一来，那些坚持拒绝调地的村民小组，就会出现一批坚定的反对派，地调不成，这个村民小组也别想管理得好。在新庄村，一组和三组一直没有调地，这两个村民小组的集体事务也是全村办理的最糟糕的：人心涣散，水利条件最差且村民小组的公共事业（如修路及村庄规划）无人过问。
相反，有个别村民小组以前一直没有调地，那些要求调地的农户便借选举将那个构成调地障碍的村民小组长选下去，而选一个愿意支持村民开会商量调地的组长上来。有人也是因为想调地，而愿意当这个组长，比如新庄村二组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新庄村九个村民小组中，只有一、三组没有调过地，二组以前也没有调过地，但1999年开始调地。其他村民小组均为五年一调。新庄村二组的组长就是因为一直要求调地，而在1998年被选为组长，而在1999年将全组耕地全面调整了。
关中农村与荆门农村的差异还表现在，只要村民小组长召开小组会议，达成了调地的意见（当然会有村民持反对或保留意见），则接下来的调地就不会有太多障碍：既不会有农户以法律政策来维护自己利益，也不会有农户以无赖的方式来反对集体决定。荆门农村调地的难处不在于决策，因为要求调地的农户从来都占大多数，只是那些占少数的农户有能力凭借各种办法让大多数人的调地决策实施不了。
同样的中央农村土地政策，在荆门和关中的实践竟有如此的不同，其原因实在让人深思。
四 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
在关中，户族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基本的社会单位，尤其在对内办理红白事方面，更是不可或缺。解放前，户族也许是有共同对外功能的，只是现今共同对外的功能已经很弱小了。问题是，目前户族对内的作用似乎也越来越弱，对内的一致行动能力越来越差，甚至户族内部的一些纠纷，也长期无法调解，户族团结成为问题，并因此影响户族对内发挥作用。为什么户族内部团结会出现这些问题，武功县新庄村一位村民小组长的话触动了我，他说：“户族内部斗心眼，互不服气，尤其以富裕户与不富裕户之间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