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关中农村调查随笔
作者：贺雪峰
字体： 【大 中 小】
这句话点得非常到位，一下子使我豁然开朗。据秦晖的说法，关中地区自明清以来，经济分化就不明显，尤其是占有土地的差别极小，而人民公社时期，村民与村民之间都靠劳动挣工分，仅有的分化是因为劳动力数量和家庭成长周期造成的分化。这种经济上较少的差别，就使村民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社会联系，同一户族的人，有人生来就是长辈，或有人自小就十分聪敏，这样的社会差别，正好构成了户族内部团结的基础，其中一些人辈分高，能力强，从而威望高，其他人都服从这个（些）户族总管的指挥。
分田到户以后，虽然每户分得的承包地相差不多，从承包地中得到的收入也相差不多，但因为有的农户头脑较灵活，信息较灵通，而外出经商务工，经济收入较户族其他人好得多了。这些人经济收入的提高是在不长时间实现的，这种富裕形成的经济分化，还来不及从社会结构方面及文化认同方面得到追认，就使经济分化成为影响户族运转的一个负面力量。
北大学者卢辉临先生在安徽调查时，也曾发现，因为人民公社时期相对平均，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因此建了较好的房子，那些还没有富裕起来的农民，虽然因为经济收入较少，不足以建较好的房子以与富户竞争，他们却不服这口气，而拼命借钱建房。借钱建房时，不能在质量和内部装修上投入太多钱，也要在形式上将房子做得高大，外观上与富户的房子相差不多。这样的建房竞争，是农民平等心理在经济分化后作出的一种反应。卢辉临问，为什么这种建房竞争没有在建国前发生，而发生在人民公社以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卢辉临想说的是，人民公社养成了农民平等的社会文化心理，他们无法在很短的时间适应分田到户后出现的经济分化。
卢辉临的问题很好，因为关中农村户族内部团结出现的问题的一部分，就是长期以来农民在经济上相对平等并因此在社会文化心理上形成的谁也不输于谁，谁也不服气谁，谁也别想说服谁的心理，这方面经过人民公社时期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平民主义和平等主义乃至平均主义方面）的教育，而变得空前强劲有力。经济平等时，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户族内部的社会分层，依据年龄、能力及辈分。改革开放后，迅速产生的经济分化打破了过去的社会分层，而又形不成新的社会分层，户族内部的相互关系，因为不同人的预期相差很大，而难以协调，就造成了户族内部的互不服气、不团结，以致不能一致行动的问题。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最终都是经济力量。秦晖认为关中农村起决定作用的是暴力，包括黑社会性质的暴力和政权性的暴力，他进而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因为权力过于亢进，使社会中经济性的力量发育不出来，从而使中国社会长期得不到进步。即使秦晖的观点有道理，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经济结构对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及经济地位在决定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方面所具有的决定作用。只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因为经济收入都相差不多，其他因素比如能力及阶级成分等因素在决定社会与文化地位方面的作用，才凸显出来。回顾建国前，正如卢辉临所看到的一样，那时地主盖有远比一般农户好的高宅大院，没有农民会想到借钱建房以与之竞争。这不仅是因为经济能力不及，而且是因为经济分化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在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方面体现出来，一般农民认为，地主比他们有钱，生活得好，社会地位也高，很正常，社会从来不是平等的，没有钱，哪里有社会地位？没有社会地位，为什么及怎么能去追求以建房为代表的地位象征?
建国前，地主的经济地位，是他们慢慢攒钱买地，以钱生钱，或从政治权力中转化过来，从而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这种经济地位的上升，与一般农民对其上升的认同，是大体一致的，一旦有了经济地位，也慢慢地且相应地有了社会和文化地位。这种经济地位与社会文化地位的适应，构造了村庄内部的文化认同及权力结构，而正是这种带有强加性质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的综合，使村庄内部建立了清晰的分层和权威体系，村庄内部矛盾的处理，村庄团结及至一致行动，反而变得容易。
当前关中农村户族内部遇到的问题是，社会结构及文化心理变动远远慢于经济分化，一些人是因为贩卖甚至做非法生意而富裕起来的，这样富裕起来的农户，又没有富到远远超出其他农户，而只是比其他农户建的房子更宽松高大一些，办红白事时出手更阔绰一些，吃住也更好一些而已。这样，富者希望获得比原来更高一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而一般农户则试图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及声望，由此加剧了建房的竞争，办丧事的竞争等等，并因此使户族内部的团结成了问题。
总体来讲，当前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分化，但是，这种经济分化的程度并不高，且因为现代化本身的城市化趋向，使农村人财物资源不断向城市流动，也就是说，农村经济分化中的成功者向城市移民，就使农村的经济分化不能完成，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经济分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及农民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经济分化程度不高，使得新的以经济分化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心理认同，不能建立起来，这就使农村社会出现了平面化的趋势，也就是我们此前一再说明的农民原子化的趋势。董磊明在关中调查时，听村民评论说，那些有钱的人可能更加受气。这话听起来让人困惑，实际上，这是因为，关中农村正如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一样，有钱人其实并不比一般农民富到哪里去了，而只是经济上稍微宽裕一点而已，这样的富裕水平，不能为自己建立社会地位和文化优势，倒因为比一般村民稍富，而引起一般村民的嫉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些家中兄弟多势力大的人，正好可以从这些稍富者身上揩油。
研究当前农村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的相关关系，及此两者对农村社会秩序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来讲，这方面的考察还是太不够了。
五 酒席的性质
荆门农村的酒席之多，已经到了无人可以忍受的程度。到了农闲时间，农村便几乎是家家办酒席，户户送人情，村民常常因为一天要吃几处酒席，而不能亲自赴宴，只好请人代送人情。荆门人民办酒席的理由很多，红白事办酒席理所当然，小孩出生“喜九”要办，满月要办，周岁要办，十岁要办，二十岁要办，接下来每个整数的周岁都要办，一直到去世。近年在生日办酒上又有进一步的新情况出现，即不仅逢十，而且逢五即可开办酒席，诸如五岁宴，十五岁宴等等。荆门人民还有很多办酒席的理由，小孩考上学（大学、中专）要办酒席，参军要办酒席，作坊开业要办酒席，店铺开业要办酒席，新房落成要办酒席。甚至有一农户建新房落成第一层，办了一次酒席，再过两年，落成第二层，便再办一次酒席。
荆门人民办酒席，一定会非常的丰盛，大鱼大肉，好烟好酒，一次酒席下来，至少得花好几千元。
荆门人民为什么这么喜欢办酒席？是否因为荆门农民特别富裕，或他们特别好吃好喝，或他们在乎面子要炫耀性消费，或他们就是喜欢办酒席？否！荆门人民办酒席的目的，是收回自己的人情债，甚至希望通过办酒席来赚取人情收入。荆门人民是很精明的，他们不会做亏本的生意。荆门人民越来越喜欢办酒席，是因为出席酒宴的人一定要送人情。
出席酒宴的人，在荆门农村一般包括三种人，一是本村民小组的人。一个村民小组构成一个人情圈，本组村民办酒席，村民一定得去凑凑热闹。二是朋友，以前的小学中学同学，生意场上的伙伴，关系一直很好的同龄人们。三是亲戚，每家都有亲戚，妻子娘家的亲戚，远远近近的表亲等等。一次酒席，招待的客人以本组50户，每户来一人计算，有50人，以30个朋友同学来算有30人，以20家亲戚，每家亲戚来3个人计算，有60人，这样下来，不算那些帮忙打杂的人，就有一百好几十人的规模，一次就得摆出十几桌酒席。一般结婚酒席规模最大，多者可以达到五六十桌，少者也有二十多桌。每桌都是大鱼大肉，一次酒席花几千元就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