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
作者：黄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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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甑叔就是其中主意最坚定的一个。比起那些年轻的媳妇，她的年龄比她们要大一轮，现在大约是四十五岁左右。在进城打工还没有兴起来前，她嫁到老家后，曾是村里公认最能干、最勤快的媳妇，生育了一双儿女后，她做了结扎手术，但不久又怀了一胎，又生了一个男孩。三个孩子围着她转，辛劳的程度可想而知。村里有人出去打工后，她是第一个主动提出来要到外面做事的女人，家人都建议她在家带好孩子，她主意已定，在最小的儿子三岁还不到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打工的行列。刚开始，她和别人一样，进厂上班，过着辛苦但有规律的生活。一年后，她嫌工厂上班太累，工资低，辞职不干，在广州耗着，到后来据说跟了一个包工程的老板，时常出去跟他做一些杂事，自此以后，小甑叔在村人的嘴里就变得暧昧起来。再后来，又听说那个老板出了事，死了，小甑叔还是没有回家，在此以前，她曾经回来和知根叔交涉过，想离婚，孩子一个也不要，东西也不要，知根叔没有答应。旁边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人提醒她，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年轻时候在外面放浪也就算了，崽女毕竟还是亲生的好，老了还是要靠他们的，凡事不要做得太绝，小甑叔将这些话听进去了，再也没有提出过离婚，知根叔生性懦弱，也懒得管她，就由着她去。客观说，小甑叔也说不上是一个生性风流、没有良心的女人，每年过年，无论如何，她都要回家，总要给知根叔和孩子准备一些衣物和钱。妈妈曾经和她开玩笑，“在外面过得怎样？”她浅浅一笑，很久才说上一句“在外面过惯了，真的没有办法呆在家里”。长年在外的生活确实改变了她的性情，也改变了她的装束和气质。可以想象，在广州，尽管她长期都处在社会的底层，但和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女人比起来，毕竟见识要多一些，对生活的要求也要高一些，我还记得有一年她带回来了一个相机，亲戚一到她家，她就热情地问，“照相不？”神色很诚恳，还带了一点小姑娘的期盼和娇羞。
不知为何，在亲人有意无意对小甑叔的指责中，我对她更多的是一种理解的同情。她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家里困难，将她早早嫁给了老实巴交的知根叔。知根叔是一个老实人，勤快，但也真的只有勤快，两人之间要说精神上的沟通，是几乎不存在的，加上孩子多，她难以承受祖祖辈辈可以忍受的困苦生活，完全可以理解。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论及农村剩余劳力进城打工时，很多人只算经济账，而忽视掉了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其生命质量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困惑。春节过后，很多年轻的夫妻由于急着进厂上班，往往大年刚过，就将年幼的孩子留在家里，每年正月和孩子分别时，没有一个孩子不是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挽留母亲，年老的父母也躲在一旁抹眼泪，这种和亲人分别的情感折磨是一般人难以体会和难以承受的；夫妻之间的分居就更常见，很多年轻的新婚夫妇，往往是举行完婚礼后，就劳燕分飞，外出谋生，怀了孩子，就抽空回来生孩子，孩子断奶，又出去了；孩子的早期教育当然说不上，年老的父母能够照看好孩子的基本生活就算万幸，要谈对孩子的学习指导简直是一种奢望，当然，他们一般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在他们看来，能够给孩子赚来学费才是当务之急；至于年迈的父母，同样承受了极大的压力，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些老人的行动本来就迟缓了很多，有些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照顾，但现在却不得不照看年幼的孙子，体力上的辛劳可想而知，这些无疑极大地增高了留守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的生存风险，由于他们没有可以依赖的组织，一旦有什么意外发生，在现有的情况下，将没有能力和办法来补救和处理。除了这些实际困难外，他们的精神困惑同样不能忽视。在农村，他们被叫作农民，在城市，他们被称作民工，但无论被叫作民工还是农民，他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是真实而又强烈的，他们希望获得尊重、获得关注的愿望并不亚于他们要迫切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的渴求。在地域、文化、社会地位、经济差异的强烈碰撞下，他们的精神世界正承受着难以觉察的煎熬：城市尽管不属于他们，甚至还会无形中给他们带来屈辱，但他们却热爱城市，希望能做一个光鲜的城市人；农村尽管是他们的出生地，做一个农民尽管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命运，但在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后，在目睹农村的真实情况后，他们早就彻头彻尾地对农村生出了一种隔膜甚至是厌恶的感情。这种情感上的煎熬真实而又磨人，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却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农村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无法对此产生一种天然的归宿感和家园感；城市不过是他们讨生活的人生驿站，他们却渴望能够在这个并不属于他们的驿站做多一分的停留。现今的学者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对农民命运的关怀，往往更注重从经济的角度进入，但只要有过真实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可以发现精神生活的困惑和匮乏，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我看来，叔叔和堂弟的选择正来源于精神上的困惑，叔叔曾在1980年代因承包工程赚过一笔大钱，挥霍掉后，再也没有东山再起，自此以后，他总是梦想着在城里能够再次发迹。其实，按照爸爸的想法，像他那样聪明的人，只要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哪怕在农村，也不会过得太差，可他宁愿蜗居在广州那间又窄又暗又潮的小房子里，就是不愿回乡。他并非不知道广州生活之艰难，但还是执意选择这样一种活法，这种固执的坚守与其说是他好逸恶劳的脾气对生活压力的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他对城市机会的强烈渴望所导致的结果。小甑叔的困惑更与精神上的迷惘有关，她没有实现自己上大学的梦想，没有办法来到城市生活，赶上了打工的浪潮，可以留在城市过一种卑微的生活，但现实总是制约着她做出选择，她不能做一个彻底的城里人，也不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村妇，放弃了对孩子的母爱，获得的只有误解，她两头跑来跑去，过一种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生活，不管别人的眼光，顺便承受一下道德的洗礼和审问。在亲人的口中，她被戏谑成了一个“跑江湖的女人”，她的回乡过年也就只能被姐夫说成是“跑江湖的婶子回来了”，至于她浅浅一笑背后的伤痛和无奈，是不会进入亲人体察中的，当然，也不会进入任何学者的研究视域中，不管他们研究的是三农问题，还是农民工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这些冠冕堂皇的课题。
老满被他的儿子放倒了
故乡人口流入城市所带来的最深远的变化，并不是故乡的房子变得越来越新、变得越来越时髦，而是他们所带回的新的生活方式对村人已有生活的震荡。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破坏而新的观念尚未扎根的前提下，这些“舶来”的想法冲击了故乡的根基，也极大地败坏了故乡的风气。
市场经济的无孔不入，直接改变了村人的价值观念，在和他们的交谈中，穷怕了的乡亲们口口声声谈得最多的是钱。我漫长的求学生涯结束后，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总算松了一口气，在乡亲们看来，我毕业之日，恰似他们开春捉来的小猪出栏后应该计算成本之时，每次回到家中，他们总是理直气壮地问我一些问题，而最有兴趣的就是：你每月能挣多少钱？在得到我的如实回答后，他们怎么也难以相信竟然只拿这么一点工资，“呵呵，那还比不上雄伢子一个月赚得多”，雄伢子是我小学的一个同学，小学毕业后没有接着念书，在家乡开了一家保险柜厂，专门生产银行所需的保安设备。那些纯朴的乡亲当然不会注意到我的尴尬，我当然也无法向他们解释，我和雄伢子所干的工作完全不同，但在他们眼中，最能衡量人价值的标准毫无疑问只有金钱。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最多的钱，已经内化为他们行动的最大理由和动力。
在我记忆中，故乡虽然说不上富裕，但绝对是一个山青水秀，人情味极浓，而且有着良好风气的地方。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农村总是流行“严打”，但“严打”的对象从来就没有在故乡这块土地上出现过。但最近几年，我却深刻地体会到故乡变了，故乡烂了，烂到骨子里了，只要一踏上故乡的土地，谁都能感受到这块土地的无序、污浊和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