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
作者：黄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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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是什么悄悄地改变了故乡的命运，是什么悄悄地改变了亲人的性格和面貌，也不知从哪天起，这种真实的转折就已登陆故乡的土地。当亲人面对日渐艰难的真实生活处境，而只能抱怨命运的捉弄和不公时，我是多么想告诉善良的亲人，这些变故并不仅仅与命运密切相关。千百年来，和我的祖辈一样，只是因为已经习惯了承受，习惯了最底层的挣扎和无人倾听的苦难，所以亲人在面对灾难时总是首先从自身找原因，并以此抹平心中的愤懑和不平。而面对他们的“堕落”和“不争”，我只是隐约觉得，原本淳朴的亲人之所以失去理智参加一些对他们而言只是深渊的活动，并不是他们人性中“恶”的方面被无端激发，而是多年来现实对他们的冲击，以及他们对这种冲击的无奈回应。
故乡原本美丽的土地之所以变得日渐肮脏而又丑陋，乡亲们也为此做出过抗争和选择，但“经济利益”的前景足以使他们放弃这种无力的抗争，也使得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违抗政府的说服和教育；故乡纯朴的民风之所以变得面目可怕，也并非他们自甘堕落，他们不过在无望的生活中成为大多数盲目人群中的一个；在赌博和“买码”的狂潮背后，我看到更多的，是亲人真实的悔恨和辛酸的泪水，只不过，单凭自制力，还是无法阻挡他们去追逐那个可怕的梦魇；对孩子的教育，如果说，在以前的体制下，他们的子女通过勤学苦读升上大学后，还有可能彻底改变命运，那么，在今天，在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衡的今天，我那些土生土长的亲人，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个虚无缥缈的梦想上面，就算他们的孩子能够考上高中，能够考上大学，他们也没有能力去供养孩子念书，就算他们全家背负巨额债务，将孩子供完了大学，谁又能保证，在就业日渐紧张、关系日渐复杂的时代，他的孩子能够找到一个如意的工作？既然改变命运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依然要面对这么多的陷阱，对承担风险能力极低的乡亲们而言，谁还敢将全家的命运都寄托在此上面？
他们需要金钱！他们从来就没有像现在一样，对金钱充满了赤裸裸的渴望，哪怕在过去饿饭的日子里，也不曾有过这样疯狂的欲念。他们还梦想着能够送孩子念书，他们也害怕不期而至的灾难、疾病，他们每个人都背负着抚养父母的重任，他们要对付农村数额庞大的人情开支，不可否认，就算这些对他们而言并不构成真实的经济压力，他们的灵魂深处同样有理由充满别样的欲望，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他们既然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别样的生活方式，当然不可避免会滋生出别样的欲望。
他们需要依靠！他们就像做了错事的孩子，只要不被父母抛弃，哪怕是承受父母的一顿责骂，也心甘忍受！没有任何组织属于他们，也没有任何组织能够代表他们说话。村委、乡政府和他们的联系，只在每年上缴各种费用的时候才会发生，“国家”这个庞大而亲切的词汇，在他们眼中已很久不带任何体温，已经很久没和他们产生任何的情感联系，好像总与他们遥不可及。他们在法律上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除了履行应尽的义务之外，好像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真实的权利。他们出生于农村，但这一片生养他的故土，却难以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真实而深刻的家园感，而似一片浮萍无所归依；他们被城里的文明人视为愚昧落后的群体，但从来就没有人提供免费的咖啡和鸡尾酒，来告诉他们怎样培养高雅的气质，也没有人来首先保证他们的生存，然后告诉他们一些文明的礼节。他们自私，不会主动去保护河流，也不会想到山上的植被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但在他们的河水被污染后，在他们无法支付燃料费后，并没有相关的部门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他们的难题。
面对故乡迅速颓败的命运，也并非没有人为此做出过努力。在农村传统的文化遭到彻底破坏后，城市文明并没有在此扎根。我原以为电视在农村的普及，会切切实实改变农村的文化生活，但事实上，种种和生活隔膜、做秀多于关怀的节目并不能激起他们的半点兴趣，“超女”尽管使得满世界的城里人为之疯狂，但没有一个入围的女子就是他们身边的邻家女孩，在这样一种精神的匮乏状态中，当带着利益目的，而又充满刺激的赌博和六合彩悄悄来临时，它们势如破竹的进展可以想象、也可以预见。
针对故乡的种种变化，1990年代中期，村里人出钱重修了一个赵公庙——这也是目前村里唯一的公共设施——他们将风气的败坏归结到神明没有显灵。不幸的是，赵公庙修好没两年，庙里陈列的那尊年代上百年的菩萨被外县人偷走。自此以后，故乡好像频频出事，单2004年，村里就接连出了几桩大事，首先是正月十五，我堂哥在纸厂上班的时候，被机器轧断了左腿；几个月后，又从广东传来消息，外出打工的黑皮被电打死；下半年，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水平在行医的过程中，因为赶路骑摩托不小心撞死了一个外地人。这种种灾难的发生，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命运的变幻莫测，更使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当然不会认为这些事故的发生只是一种偶然，更不会将这种偶然的事故，归结到社会的发展对他们生存的伤害。为了求得生存的平安，一些传统的仪式重新走上了台面。乡戏在沉寂了多年以后，在2006年的正月，再次来到了村里简陋的戏台上面，我记得正月十五下午唱的那场《卖妙郎》，坐在我后面的村妇看得泪光点点，唏嘘不已，一个劲地感叹“这个戏是在教育现在的后生仔，是在教育他们，要孝顺、要讲良心”。“打醮”作为一种民俗，也成为村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挽救颓败乡村命运的一种手段。我看到淳朴的村民在鬼王游村时的虔诚，我看到乡间法师一脸的严肃和真诚，我看到惊慌的农妇在将象征着灾难的那盆水泼出去后的释然。这些传统礼仪的重现，纯粹出自一种天然，村民在沐浴这些洗礼的时候，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宁静和坦然。也许，为了缓冲城市文化对乡村的强烈震荡，为了增强农村的抵抗力，并且尽快恢复农村的秩序，从而使得他们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归宿和皈依，最后还是离不开生长在他们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重建。
而我呢？面对故乡的现实，每次意识到应该去做点什么的时候，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以个人力量的单薄为由再一次进行逃避?
黄灯，学者，现居广州。曾在本刊发表随笔《今夜我回到工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