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
作者：黄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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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梦越来越遥远了
很多人将老满命运的改变归结到他没有注重儿子的教育。确实，从个人命运的角度而言，他如果在做生意之余，能将一定的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伟伢子也许不会走向这样一条道路，但问题是，就算他儿子教育好了，吸毒的泛滥并不会由此得到根本的遏制。事实上呢？近十年来，曾经承载了无数乡亲藉以改变子孙命运梦想的教育，又获得了怎样的发展呢？
记得初中和高中时（1986－1992），每年的暑假，高考成绩的公布往往成为全乡最能吸引乡亲眼球的事实：在信息极为闭塞的当时，每个参加高考的孩子的分数短时间之内就会传遍全乡，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立即成为全乡最具震撼力的新闻。在当时，乡亲们都铆足了劲要送孩子念书，念完了初中，念高中，老大念了，老二念，老二念了，老三念，高中应届没考上，复读再考（我熟知的一个最多复读了八年，最后还是考上了一所中专），考一届不行，考两届，直到考上为止（我很多同窗通过复读考上大学）。我念的高中是本县的重点中学，一中，当初八个高一的新生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达到了录取分数线，放眼望去，到处可见衣着朴素但充满自信的农村孩子，在当时，能够考上一中的学生大多来自各个乡镇的尖子生。我初三的化学老师在批评当时不认真读书的学生时，喜欢用这样的口气夸赞一中的风气：“任何学习的时间走进一中的校园，可以听到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应该到一中去参观一下，应该去感受一下一中的学习风气。正因为这样，在我们眼中，一中神圣而又高不可攀，是每一个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家长在送孩子念书这一点上，往往极易达成共识。大学，对于孩子和家长，都具有神奇的诱惑力。我家几姊妹在那个时候，靠着父亲微薄的工资相继念完中专和大学。但情况早就发生了变化，现在，一中每年的招生名额中，只有一半是通过划定分数线考进来的，剩下的一半则留给那些家境好，但分数不够的学生。无论差多少，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就能进一中的校园，有时算起来，一分值几千块。这种情况，和以前比起来，对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而言，实际上剥夺了他们一半的升学机会，他们的父母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就算成绩还过得去，但如果跨不过那个竞争激烈的门槛，等待他们的命运就只能是南下打工。现有的升学体制同样给他们设置了比以前大得多的障碍：小学、初中，由于教育资源的流失，他们享受不到好的教育；高中，他们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自然要付出更多才能获得和别人共同竞争的机会；就算很少的孩子能够挤过高考的独木桥，他们升上大学后，面对强烈的反差，还是要承受很多别人不知的压力。在我现在所任教的班上，通过学生给我写的信，就知道来自农村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往往压抑、敏感而又自卑，其性格较之家境好的孩子，明显要自闭，她们往往独自承受旁人难以觉察、真实而又细微的伤痛。当别的孩子拿着手提电脑、拧着数码相机，穿着他们连名字都叫不出的名牌服装，尽情挥洒青春的时候，一个农村孩子却要为自己的三餐而担忧！面对此种景象，任何报纸上讨论得热火朝天，任何从理论的角度阐释农村的孩子应该自立、自信的论点，都显得隔靴搔痒而又不近人情，毕竟不是所有有幸考上大学、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都是洪战辉，不是所有的孩子在承受巨大压力时，都能够像洪战辉那样引起别人的关注，并由此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上升为一种精神的高标。尽管国家在这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每年开学时的绿色通道，诸如银行一年年公布增加的无息助学贷款，但这些就算能够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落实到每个个体，也无法改变他们对世界的悲观看法，无法改变他们在长期艰难的处境中所形成的性格。更何况，他们大学毕业以后的前景，和家境好、出身好，尤其是有权力的家庭比较起来，更是有着天壤之别：也许，同窗毕业以后就能有房有车，甚至能够出国深造，但他们却面临着将用十年低廉的工资，来偿清读书所欠下的巨债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没有任何过硬的社会关系，可能在实际能力、知识水平上面也比不上别人，在现在竞争日渐激烈的处境中，有谁想过他们的命运之舟到底能划向何方？
正因为这样，我高中的同窗只要一见面，就感叹：“幸亏出生早，赶上了读书成本低的时代，要是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读出来！”在我老家，自从弟弟考上大学后，比他小五六岁的堂弟堂妹有九个，但没有一个能够升上高中，自然也没人能够考上大学。我在上面提到的小杨叔叔，大女儿考上一中后，因为下面弟妹多，母亲去世早，根本就没有迈进高中的门槛，初中毕业后就直接到广州打工，十九岁刚过，就匆匆嫁了人。
也正因为这样，现在的父母也不像我念书时那样，对儿女上学抱有太多的期望。他们平时也懒得管孩子的学习。年轻的父母就算不外出打工，完成基本的农活后，大部分时间都沉湎于打牌赌博，小孩从出生到上小学以前，基本的成长环境就是牌桌。这些沉湎牌桌、神情疲惫而又散淡的母亲，无不折射了家乡面貌的改变，无不表明了承担培养和教育新一代农村孩子家长的态度：他们对教育的冷漠和无奈，与城里家长对教育的热情和全力，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学校的老师又会怎样呢？以前，由于教师的工资归县财政直接拨款，呆在县城和偏僻的山村，只要是正式老师，待遇不会有很大的差别。随着财政包干的实行，地方经济好的老师，其待遇比经济落后的老师要好很多，城里老师的工资随着公务员一次次加薪而上涨，而农村的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很多该给的都不能兑现，这就导致农村的老师削尖脑袋往镇上钻，镇上的老师削尖脑袋往县城钻，而县重点中学的老师又削尖脑袋往沿海发达地区钻。随之而来，农村的孩子，只要家里有一点点门路，都不在乡里的中学念书了，而是往县城的中学钻。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个条件，因此，农村中学还是得维持。教育拨款相当有限，老师的收入很多年都不看涨，校长为了调动老师的积极性，没有办法，唯有从学生身上想办法。明的费用不能乱收，只得另辟蹊径，从后勤入手，诸如要求学生中午在学校用餐，或者倡议毕业班的学生寄宿，通过学生的伙食和住宿获得一点盈利，作为老师微薄的福利。这种情况下，老师对于教学几乎都不怎么安心，很多骨干不是想办法调走，就是通过种种手段外出谋生；那些留下来教书的，工作上的事只求能够对付，平时有空就打牌赌博，加上校园风气越来越差，家长由于对孩子不抱指望，自然也不好对付，稍稍管教了一下学生就嚷着要找老师算账，如此一来，就算有良知和责任感的老师也大大降低了工作热情。可想而知，这种师资条件下的教学质量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
由于我家就在一所中学里面，应校长的邀请，我曾经和那些孩子做过一次座谈，尽管只和他们接触过一次，但很多孩子都叫我老师，我一回家，总有孩子通过我家的窗户看到我，有的还上楼来和我说上几句。凭直觉，这些孩子并不像很多老师说的那样难以教育，也不像很多家长认定的那样没有出息，他们大多聪明活泼，也对未来怀有美好的愿望，只不过他们像一粒等待发芽生长的种子一样，没有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我有一次和几个女孩聊天，问她们初中毕业以后想干什么，愿不愿意念高中考大学，一个女孩说，“当然愿意，只怕高中考不取，就算考取了大学，家里也不见得送得起”，还有一个女孩很直接地回答“毕业以后就去打工”，后来得知，她父母在她念小学的时候就到广东打工去了，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快点初中毕业，能够尽量靠近父母的身边。
明天怎么办呢？
我无力对故乡的变化做一个详细的描述。每每置身故乡这种真实的氛围，我就感觉自己的生命之源仿佛被切断了一样。每次回乡，看到那些不再亲切的景象，就从内心生出莫名的担忧：故乡像一条无法掌握命运的小船，在凶险的大海中随波逐流，而我这个已经逃脱了这艘命运莫测的小船的游子，在有些时候，竟然还抱怨故乡不再能够像儿时一样，给我提供温暖的庇护和依靠。故乡是我的根基，当我预感到这种根基不再稳固的时候，我又怎能心安理得地过我的日子呢？就算我可以逃离这艘小船，就算我可以永远不再回到生养我的土地，那种血脉相连的情感纽带，又怎能随着时空的变化随便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