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晚清的革命暴力与文学
作者：单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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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引文可以看出，吴樾在从事革命前，也是汲汲于功名的普通青年人。他十三岁即“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放弃科考后，交游者非官即幕，又动“功名之念”。自读《革命军》后，才“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在这里他省略或回避了一个重要的事件，那就是废除科举从思想上给青年士人带来的巨大冲击。《革命军》发表于1903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于1904年2月，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9月24日吴樾在正阳门车站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杀。这几个事件之间固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废除科举对青年人的巨大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为废科举并非突然之举，此前已有多年的酝酿和舆论准备，1905年的正式废止，只不过仿佛给了垂死病人最后一击而已。革命思想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蔓延，实与此有根本关系。
通观历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几乎不可能完成自身的变革，这是事实。但知识分子无可遏止的激愤，却不是因为清政府不改革；相反，他们日益强烈的激愤，发展到“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极端地步，却正是改革的产物。改革的力度越大，知识分子的不满就越强烈。具体说来就是，知识分子由科举而仕进的前途，随着清王朝的衰微而日益渺茫，直至这条道路彻底被堵死——科举的废除。须知很多人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苦读多年，做着科举入仕的美梦。一旦这个梦突然破灭，对他们的打击该有多么大，由个人前途渺茫而产生的愤懑，该是多么强烈。最残酷的事实是，知识分子原先鼓吹的革命，真实行起来，首先就要革知识分子自己的命。尽管他们当时未必有如此清晰的认识。无论读书人铁肩担道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意识有多么强烈，他们只要想进入社会，就要面临就业、觅食的严峻现实问题。富家子弟还好说，不就业也无衣食之忧，对贫寒人家的子弟来说，就业则是关乎存亡的大问题。这正是贫穷读书人极度激愤的最重要原因。不少人采取与汝偕亡的拼死姿态大体也与此有关。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摧毁了清政府（和传统文官制度）的社会基础，也摧毁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进身之阶。废科举直接的受害者正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他任何社会阶层。
我们可以对1840年以来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冯桂芬1861年因清朝两次鸦片战争败于英国而表达的“奇愤”，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产生共鸣。其原因除了冯的思想传播不广，国家危机尚不深重外，更重要的是，那时的读书人仍然还有读书做官的美好前途，大家正以曾国藩、左宗棠们为榜样，梦想在“中兴之世”有所作为呢。冯桂芬后来进入曾国藩幕府，受到赏识重用，似乎就没有像1861年时那样的奇愤了，即便有，也是一种没有真正切肤之痛的清流之议罢了，比如后来的张佩纶、张之洞一类人所表达的情绪和意见。到甲午战争前后，读书人仍然是在按传统路径设计自己未来的：由科举入仕；此路不通则走干谒入幕的别径，晚清很多著名文士，都有做幕僚的经历。康有为上书皇帝的行动与他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相一致，而他成为举人又与他的意见引起重视几乎同时发生。这是很有象征意味的。所以康有为在变法期间虽然有杀慈禧的计划，但他毕竟不是激愤得要吐血的贫穷革命分子。因为他已经成了皇帝的顾问，走上了仕途，虽然很短暂。康有为即使被通缉，四处流亡，但做素王、任帝师，经营天下的雄心和内心世界的充足仍然如故，他的价值信仰系统并没有发生崩溃。薛福成虽无功名，却由入幕（做曾国藩的高级幕僚）而入仕（后来官做到浙江绍台道、湖南按察使、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辜鸿铭入幕（为张之洞服务多年）后虽未能入仕，实际地位也和高级官僚相去不远，他自己虽不甚满足，毕竟也无大遗憾。这两个著名的幕僚，也有完足而一贯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信仰。
有的人就不同。孙中山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没有走科举之路，但他的用世之心，在初期和其他读书人没有什么区别。他1894年到天津给李鸿章上书，未被接纳，这个挫折显然与他后来的道路选择有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刘师培。这个早慧的天才，十七岁一考中秀才（1901年），十八岁连捷成举人，十九岁参加全国会试，目标当然是进士及第。可惜他参加的这次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他落选了，由科举入仕这条路永远走不通了。这个出身贫寒书香门第的青年天才，本来就肩负着振兴门第、光宗耀祖的神圣使命，现在却要落空了。更要命的是，他家四代，寿命逐渐递减，他本人不能没有心理压力，偏偏很年轻就得了糖尿病。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所以刘师培会试失败后，立即由扬州老家去了上海；一到上海即与章太炎、章士钊、蔡元培、陈独秀、张继、谢无量、黄炎培等反清革命者相过从，其学养文章得到这些人的高度评价。他改名“光汉”，在大量著书立说的同时，还参与实际的暗杀活动。他在《论激烈的好处》这篇文章中署名“激烈派第一人”。激烈派的好处，他自己认为是“无所顾及”、“实行破坏”、“鼓舞人民”。最能说明他激烈程度的，是他在1904年居然给湖广总督端方下了一通劝降书，其文略谓：
窃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春秋》大义，九世复仇。值此诸夏无君之时，仿言论自由之例，故近年以来，撰《黄帝纪年论》，撰《中国民族志》，撰《攘书》，垂攘狄之经，寓保种之义，排满之志，夫固非伊于朝夕矣！……观于广西会党，蔓延西南，浦东盐匪，起义江浙；汉族之民，又孰不兴我义旗，以恢复神州之土哉？俟光复功成，固当援冉闵戮胡之例，歼尔贱夷，俾无遗育……故为尔辈计，莫若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我汉族人民亦可援封火保赤之例，赦尔前愆，任职受官，封圻坐拥，岂不善哉！（《上端方书》一）
他要是仅仅限于这种文字上的极端激烈，那倒简单。令人叫绝的是，这个“激烈派第一人”，大约在写劝降书两年后，居然被他劝降的端方所招降，成了替端方刺探革命党人情报的间谍！他写信给端方表示忏悔：
适时值艰虞，革命之说，播于申江，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师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诬，窃以中外华夏之辩，默合于麟经。又嗜读明季佚史，以国朝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残酷，辄废书兴叹，私蓄排满之心。此虽由于《苏报》之刺激，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上端方书》二）
最后他干脆公开成了端方的幕僚。辛亥革命爆发，端方在四川被杀，刘被囚禁，经蔡元培、章太炎等人营救，出狱后在四川国学院任教，未几成为阎锡山的都督府高等顾问，后又由阎推荐，袁世凯给了他一个公府咨议的头衔。他后来成为袁世凯称帝的吹鼓手，第二次落水。袁世凯死后又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1919年末病死于北京。
这个只活了三十六岁的天才学人，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他家四代人未竟的学术事业是一部《左传旧注疏证》。这样一个“天生”的儒者，如此之快地抛弃了儒家最基本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操守，从一个学养深厚的学者，迅速变成“激烈派第一人”，时而鼓吹极端排满，时而反对一切改革，时而主张极端无政府主义，时而赞同独裁专制，思想之混乱多变，在同时代无出其右者。政治立场如此，为政治服务的学术亦复如此。他的《攘书》（1903年）叙述的是汉族被“夷”不断征服的历史：秦汉之世，华夷的分界在长城，魏晋以来推进到黄河，金元以降更南移到江淮。他说如果汉族还不觉醒，苟且偷生与蛮族杂处，百年之后汉族就要变成野蛮人，千年之后干脆就沦为禽兽了。他写于同年的《中国民族志》，又一反前书的观点，说黄帝以前汉族也处于“客民”的地位，后来才成为“主族”，以后各时代，四方的蛮族最终都被汉族文化所同化。则汉族根本不存在沦为禽兽的危险。如此多变，最后背叛了革命，成为帝制复辟闹剧的参与者，也就不奇怪了。仔细研究刘师培的内心世界肯定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但在我看来，从大处着眼，刘的二度变节，其实是遭遇传统社会解体时代，读书人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努力过程中，自然要上演的悲喜剧。刘师培发表于1914年的一首诗，多少能看出一点他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