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晚清的革命暴力与文学
作者：单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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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镜悲秋鬓渐华，年来万事等搏沙。
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清溪处士家。
三十一岁青年的白头悲情并不真实，他真正愁的是不能飞腾——出将入相。没有了科举，文章写得再好，又能飞腾到哪里？“儒冠误”颇有意味，是儒学误导了他的认识，还是儒生的身份限制了他的发展？或者，干脆就是科举那个“冠”的废除误了他的前程？很可能是后者。刘师培本人在《论新政为病民之根》一文中，就认为学校不如科举。在科举制度下，以他的聪慧和知识准备，入选翰苑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做帝师、掌军机也未尝没有可能。但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他顶多是个杰出的学者，出将入相的抱负大约是无从实现了。他想做一个自由的飞鸟，但禁不住钓饵的诱惑而要作吞钩之鱼，虽然明知有危险：
朝饮燕市酒，夕驱夷门车，
丈夫不得志，寥落悲穷途。
长铗鸣秋风，知音无风胡。
宁为投林鸟，不为吞钩鱼。
君看鸟投林，犹借一枝居，
游鱼吞钩去，何时返江湖？
——《杂咏二首》
自由的飞鸟和吞钩的游鱼在他的诗中反复出现，足见刘师培面对功利诱惑的矛盾心情。
民初一些激进革命党，其实是极具功利目的、无道德可言的政治投机分子。刘师培是一例，吴稚晖也是一例。这个后来以国民党元老自居的老革命党，在辛亥前《苏报》案时就有向清政府告密的行径，被章太炎揭露。他百般辩护，章太炎的回答是更彻底地揭露他朝秦暮楚投机钻营的真面目：“康长素得志时，足下在北洋，拜其门下而称弟子，三日自匿，及先生既败，退而噤口不言者，非足下之成事乎？……讲变法不成，进而讲革命；从孙中山讲革命不成，进而讲无政府。所向虽益高，而足下之精神点污，虽强水不可浣涤。”
筹安会六君子中的杨度，又是一例，这个“旷代逸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甚至就是为了实现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人生目标，而不惜放弃、违背基本的道义原则，结果身败名裂，徒令后人叹惋。刘国钧辛亥间讽刺政治时尚人物“但取黄金印如斗，何论暮楚复朝秦”，杨度等人正是如此。
科举对很多人的影响，当事人在科举废除之初可能并不很清楚。就像主张自由的人很可能为自由所伤害而不自知一样，主张废科举的人很多其实也正是这一制度变迁的受害者。即使在近代洋务运动中得到最大利益的人，也仍然对科举极为重视，留恋难舍。盛宣怀就认为他一生三大憾事的第一件就是没有中举（盛的三大憾事是：没有中举，没有当过真正的县官，没有到过欧美）。可见科举对士人影响之深之大，非一时所能消除。罗志田指出，“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废科举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清末革命者的极端激愤，根源当在此处。
从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看，士人阶层失去原先的社会地位和传统社会的解体是一回事。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和具体制度安排达到的程度，决定着士人阶层在新制度下的出路和前景。五四激进派之所以亢奋乐观，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新的制度安排中占据了或即将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比如大学教员、政府官员；五四的退潮，是因为位置的争夺基本结束，大家各安其位了。但新一代人仍需要寻求出路，无路可走时，就只能选择出国。而出国的遭遇更出意外，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一度连面包都没有，不得已发起抗议运动，结果部分学生被逮捕遣送回国。留日学生也曾遇到类似问题。即便如此，能出国的还是比较有办法的，无法出国的贫民子弟，没有任何出路，自然会形成新一轮的激进态度，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大的动力来源。
单正平，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膝盖下的思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