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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革命暴力与文学
作者：单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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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后，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时读书人对亡国危机的直接反应之一，就是奋起鼓吹推翻满清统治的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中最动人心魄的倒不是一次次失败的军事起义，而是暗杀和自杀。这种血醒的暴力，极大影响了当时的文化和文学，其中有些以身相殉的英豪之士，他们的诗文成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而且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鬼神泣壮烈——自杀与杀人
当亡国危机日益深重，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表达不足以宣泄革命党人的激愤之情，不足以启发国人奋起救国的觉悟时，诉诸于流血牺牲的暗杀、自杀的暴力活动似乎就成了必然的选择。1901年《清议报》第八十八期发表的李群文章《杀人篇》云：
江河而可以口舌挽也，亡国而可以笔墨兴也，则吾见夫支那之倡开智之说者数十百人于兹矣，曰译书，曰报章，曰演说。吾不敢谓开智之说无益于中国也，特畏死之性质未去……知之而不能行，则亦何取乎知也！言乎势，势则实事胜于空言矣。吾见夫北清之乱，西兵残杀惨无人理，而南人且日饮酒观剧以酣以嘻也；实事尚如此，何论乎言？可以见支那畏死苟安之心，非火及燃眉，刀冷颈上，及身亲见之、亲受之，则永世不能改也……总之因循苟安之积习牢不可破，观望徘徊，不肯身先发难，所以然者畏杀而已，畏杀者畏死而已……是故今日支那之兴也，则第一义曰杀人。
杀人是不得已的选择，舍此无法“存吾种保吾国”；同时杀人流血也是建设文明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民贼之血、贵族之血、百姓之血与志士之血相揉相倾相搏，而文明于以生。人但知杀身成仁者之愿己流血，而不知愿己流血者之亦愿人流血也。”牺牲是全社会的事，只要是杀人流血，最终都有功于中国之改革。由这奇特逻辑，作者就得出慈禧太后杀六君子，也有功于中国之改革的结论：
中国改革，倡于戊戌，当是时，真伪杂揉，人人言保国，人人言维新，一哄而已。自六烈士之杀，而新旧泾渭与是分矣；而志士之气，乃激而愈奋，不动不止矣。则支那士气之第一震，西太后杀人之效也。自汉口之难作，而志士乃愈切齿椎心，欲得而甘心矣。则支那士气之第二震，张之洞杀人之效也。自此而后，无论顽党若何其炽，网罗若何其密，而改革之势，年盛一年者，可决计也。则支那之兴，虽曰西太后、张之洞杀人之功也，亦无不可也。此就对面言之也。若夫志士之杀人，则亦有乐乎此矣。人而为我杀也，则积极之利顺也不待言矣。不幸而吾为人杀，则仇雠愈结愈深，杀机愈酿愈烈而文明之期愈迫愈近。掷一人之头以易千万人之头，流一人之血以致千万人之血，以千万人之头之血造亿万世之文明，以度无量数之众生，何其重也！……吾愿志士勿自馁，而日祝张之洞、西太后之尽出其杀人之技，以造中国也。
可见推崇杀人流血，已经到了不讲条件、绝对肯定的极端程度。这种奇异的激愤之论，正是社会情绪转向极端激烈、暴戾之气弥漫于国中的最明显标志。当然，崇尚鼓吹暗杀，也与青年革命党人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和俄国虚无党人的影响有关。《民报》第2期就把俄国无政府主义女英雄苏菲亚作为封面，汪精卫在《民报》第12期上专门发表文章，论证暗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曾朴在《孽海花》中也以赞扬的笔调写到了俄国虚无党女杰克兰斯、夏雅丽等人的暴力活动。革命党人在组织军事起义的同时，尤其热衷于暗杀活动，光复会甚至在香港组织了支那暗杀团，专事刺杀满清大臣，以期产生震慑朝廷、鼓舞民气、激励斗志、加速革命进程的目的。辛亥革命前最著名的暗杀活动有：
1905年9月24日，吴樾在北京车站暗杀出洋五大臣（未遂）；
1906年，杨卓霖在扬州暗杀两江总督端方（未遂）；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
1910年，汪精卫、黄复声在北京暗杀摄政王载沣（未遂）。
不独革命党人从事暗杀。康有为领导的保皇党也汲汲于策划暗杀满清大员，慈禧更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当然满清政府悬赏革命党和康梁的人头，也等于公开鼓励暗杀。尤其令人惊异的是，革命党和保皇党也以暗杀手段剪除自己阵营内的异己分子，比如陈其美、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康有为曾打算刺杀毕永年等人。辛亥革命前近十年间，暗杀的舆论鼓吹和不时见于报章的已遂未遂的暗杀新闻，使得中国弥漫了炸药和鲜血的气息。吴稚晖为暗杀所作的辩护最为简明，他在《杀人》一文中说：“刺客而能存必死之心者，非但于理为顺……即于谋亦必达。因同死之志既坚，则不求匿避之路在。一切乘机俟隙，皆从容不迫矣。盖五步流血之事，固世界至吉祥之盛事；而五步流血之人，亦世界至伟大之人物也。”“流血五步，而无形中减少流血成河之惨剧，真慈爱之至矣！”杀人的誓言和枪弹爆炸的声浪，则一次次宣告着英雄的登场和烈士的诞生。不成功，便成仁，是民族主义革命暴力活动分子的基本信条。
不直接诉诸武力行动的读书人，则继承发扬了谭嗣同的献身精神，以主动的自杀来排解对国家前途绝望的痛苦，表示对黑暗凶残社会的抗议，并希望以死来唤醒世人的觉悟，激发革命党人更顽强的斗志。陈天华、姚洪业、杨守仁（笃生）等人因愤懑而自杀，在相当程度上确实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最令世人震撼的是，1906年，杭州有一女子惠兴，出身官宦世家，为启蒙而开办女学堂。开学典礼上她“登坛演说，痛陈教育的关系，非兴学不能自强。忽然间，拔出刀来，在膀子上割落一块肉下来，鲜血直流，滴个不住。众人大骇，女杰却面不改色，向众宣言道：‘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从此日推日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倘若这女学半途停废，我必定要把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开学后，没有多时，渐渐的经费不够开销。女杰支持不住，知道即使劝捐，未必有人应允；即使应允，零星少数，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又想出一伟大举动。亲手写了一封上某当道的书，痛陈女学兴衰的利害，代本校请常年经费。却暗暗的生吞洋烟一杯，并写了遗书百余言。愿将一死动当道，请的款，兴女学，图自强等话。写毕就死，年纪只有三十五岁。一时轰动杭城，各报喧传，都说是中国六千年来世界第一伟人。”（1906年2月8日《顺天时报》）因办学不顺遂而起自杀之心，不止这一例。蒋百里任保定军校校长，一次在大会上述说办学艰难，不能得到当局有效支持，说到激动处，说既然校长无力办好学校，当以死谢诸君，说完即拔手枪自杀。幸亏众人抢救及时而脱险，一时传为佳话。更后来，据夏*9尊回忆，他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任学校舍监，宿舍失窃，有怀疑对象而没有证据，他为此苦恼，求教于李叔同。李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夏“自惭不能照行”。可见自杀在一些认真的人看来，乃是一个解决难题的办法。李叔同这个建议的前提是，他相信人有良知，有羞耻心，有责任心。但这只是个善良的假设。为负责任而自杀，未必能感动做错事的人出来自首。
李大钊曾针对民国初年的暗杀与自杀感叹道：“天祸中国，杀机四伏，怨气郁蒸，愁云漫空。或争权固势，煽动兵机；或邀宠希恩，杀人献媚；或擅含沙之技，弹肉横飞；或极愤世之心，饮刃自裁……光风霁月之天，乃一变而为血浪光之域。耗矣哀哉！吾少典氏之子孙，不死于暴君，不死于强敌，不死于水火，不死于疫疠，而将死于互杀、自杀以无噍类也矣！呜呼，岂不痛哉！”（《原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