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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意识
作者：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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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在“我傻”的背后，其实是“我聪明着呢。哪能呢”。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绝对不做。客观地来说，人为自己考虑、趋利避害这是完全合理的，不鲁莽行事也是对的，但这一点完全可以正当公开地说出来，而用不着藏藏掖掖，运用那么复杂的假面将它们隐藏起来，再通过更为复杂的途径曲里拐弯地透露出来。尤其是没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英雄，硬作英雄状。比起单纯选择自私或者鲁莽地生活，这种双重的假面生活则更为有害，因为到头来它会使得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不知道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尊严与羞辱的界限在哪里。影片中赵小帅面对发了疯的张秋生，突然下跪：“我求求你了，你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这个在影片的开头喊女朋友的名字也要花钱雇人的“大爷”，说跪就能跪下了。
有两个中国演员最能够体现这种不问真假、不知真假的意味，一是葛优，一是赵本山。当然许多情况下是出于“善意”。赵本山在张艺谋拍摄于2000年的《幸福时光》中扮演一个下岗工人，用他的女朋友斥责他的话来说：“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真话。”为了讨好女朋友，他谎称自己有五万块钱结婚；接着，进一步谎称自己是一家叫作“幸福时光旅店”的经理，其实只是改造了一辆废旧汽车，后来还被拉走了；他谎称给女朋友前夫的盲女儿找了一个按摩的工作，其实那是在停工的车间里，几个同样下岗的伙伴假装成病人来安慰那个双目失明的女儿，这些人与赵本山一样不务正业，不知道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最后玩笑开到了人民币的头上——这些人给不出按摩所需要的小费，于是用纸头裁成人民币大小，当作钱去骗那个可怜的孩子。而女孩为了安慰对方，也不戳穿这个善意的谎言。谎言如何变成了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最为自然的、不可推翻的坚固“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这倒是与目前的中国现实有一种相关性。但是影片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重构的现实，在它看起来天衣无缝的谎言系列中，有个不堪一击的起点，即赵本山对女朋友说他“有五万块结婚”。
人并非一个谎都不撒，但是如果是在没有多大压力之下仍然要撒谎，并非迫不得已之下撒弥天大谎，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游民与世界中的权威
1999年4月18日，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举办前夕，张艺谋公开了他写给这届电影节主席雅各布的信，信中说，他准备撤下已经送去的两部参赛影片《一个也不能少》与《我的父亲母亲》，原因是在公布候选影片名单之前，雅各布公开谈到张艺谋的新片，认为是在“替政府做宣传”。应该说，作为电影节主席，雅各布从影片与政府的关系上提出问题进行发难，显然是不恰当的，也是逼人太甚；但从中也的确暴露出西方电影节对于中国电影的某些期待，暴露出西方观众对于中国电影“政治上正确”的特殊要求。张艺谋在给雅各布的信中，将这种西方要求说得非常清楚：“对于中国电影，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很快，张艺谋退出戛纳电影节的消息在国内媒体被大加渲染，有评论认为此举是张艺谋公开挑战和明确回应“某些西方人‘意识形态偏执’”，也有评论认为，“张艺谋这次以戛纳电影节主席歧视中国电影‘替政府宣传’为由退出，较过去他的某些影片被西方电影节列入‘反政府’一类而获奖，可以说是一个进步”。
“反政府”肯定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张艺谋有理由进行反驳。纵观他此前任何一部影片，都找不出任何“反政府”的蛛丝马迹。比较起来，含有杀气的只有《红高粱》，但是杀掉的是本来不该在这个位置上的李大头；而抱着自制炸弹冲向日本鬼子，与政府一贯提倡的精神并无任何冲突。继而在《菊豆》当中，唯唯诺诺的杨天青对于族中长老们所作出的决定，不管多么不合理，只有点头称是。如果说在最早两部影片中，仍然存在着与权威的某种紧张关系，但是越到后来，这种紧张关系越淡，乃至渐渐消除。《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最高权威老爷子很少露面，从他发出的声音和指令来判断，他只是一个和颜悦色的人，不管是对待不同的太太还是仆人，从来也不曾表露一点凶恶残暴，闹腾的只是几位争风吃醋的太太，他本人身处局外。在《秋菊》和《一个也不能少》中，与更高权威的关系，已经成了“和谐社会”中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矛盾的起点和框架是在另外一些层面上，只要找到更高级别的领导，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活着》当中的县委书记虽然开车无意轧死了福贵的儿子，但是影片正是要避开这位书记的责任以及所谓“历史”的责任，避免弄成一种“控诉”型的。其它如《有话好好说》中，葛优扮演的警察更像是思想教育工作者，唠唠叨叨地叮嘱关押七天被释放的人不要再重复这条道路。及至《我的父亲母亲》与《幸福时光》，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已经全部撤除，尤其是在影像方面，它们已经做到了与主旋律电影不分轩轾的地步，这两部影片在国内的票房与口碑的业绩都平平，观众对此感到十分失望。看来，经过许多年的历练和调整之后，张艺谋电影要“修成正果”了。2002年，张艺谋拍出新片《英雄》。这部关于秦始皇的影片引起激烈争议，在国内，它赢得了中国最高电影奖项——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以及最佳合拍奖、最佳录音奖、最佳美术奖，但是在媒体和网络上所遇到的批评也是空前的。
《英雄》的主要人物无名这样出场介绍自己：“我，自幼便为孤儿，也没有名字，人称‘无名’。人若无名，则可专心练剑。”又是一个在身份问题上遭遇巨大麻烦的人！
而这样的“麻烦”同样又给当事人提供了常人所不可比拟的自由空间：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创下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业绩，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完全不受世俗社会的限制。因此，当他只身来到戒备森严的秦王宫，声称自己已经打败了扰乱秦王好梦的三个著名的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这倒令人可以接受。整个影片主要是建立在他与秦王面对面的陈述之上，他在殿上讲述了自己如何治服了当今天下威震四方的三位大侠。而每一个故事，都使得他能够进一步缩小与秦王之间的距离，得以接近秦王，以便在近距离上杀死对方。也就是说，他仍然是双重身份，暗渡陈仓：嘴上说的一套，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
但他为此编造的故事，却被秦王本人一一识破。刺客长空是故意败在无名的剑下，他觉得无名比自己更加能够完成刺秦这桩伟业，用秦王的话来说，长空是这项事业“第一位捐助者”；而残剑和飞雪这对情侣也不可能因为情爱而将自己的宿愿置之脑后，他们同样是将重托寄放在无名身上，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如同长空一样捐献出了自己。然而当无名小儿科的谎言故事被戳穿，他自己却拽出另外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来，将事情带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原来三人当中唯一能够与无名相抗衡的残剑，却在三年之前早已经放弃了刺秦的愿望，他的理由是——从“天下”计，“秦王不能杀”，因为秦王是唯一能够结束连年征战，实现和平的人：“七国连年混战，百姓受苦，唯有大王才能停止战乱，一统天下。”残剑因此而力劝无名同样放弃刺杀秦王：“一个人的痛苦，与天下人比，便不再是痛苦，赵国与秦国的仇恨，放到天下，也不再是仇恨。”秦王听后为之动容：“没想到最了解寡人的，竟是寡人的刺客。寡人孤独一人，忍受多少责难，多少暗算，无人能懂寡人之心，就连秦国的满朝文武，也视寡人为暴君，想不到残剑与寡人素昧平生，才真正懂得寡人，与寡人心意相通。”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们，也许会以为这些安排和台词都是讽喻意味的，但是它们恰恰都是“正剧”，具有正面含义，需要正面的理解。有了残剑这样难得的人生知己，秦王觉得死而无憾，于是便把自己随身佩戴的剑，扔给了与他只有十步之近的无名，让无名为了“天下”作出自己的决定。无名见此情景，最终放弃了令秦王送命的念头，他一面用不伤人的特殊剑法行刺，一面趁此机会凑近秦王耳边给他留话：“刺了这一剑，很多人会死，而大王会活着；那些死去的，请大王记住。”如此，他本人成了秦王不同寻常的事业的崇高“捐助者”。秦王下令厚葬无名。为了天下统一而将天下踏平，如此体贴地为暴君着想和为暴力行为提供说辞，这部电影因此而获得了“为暴君辩护”的骂名。影片上映期间，国内网络以及媒体上恶评如潮，不仅是张艺谋电影，而且是任何一部电影都从未遭遇过的。那些曾经是张艺谋电影影迷的人们感到十分惊讶，为什么一个人会发生前后那样大的变化？联系张艺谋电影一路走过来的踪迹，便会发现，这部电影实际上没有超出此前电影所提供的视野或框架，而是它们的逻辑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