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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意识
作者：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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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游民”的性格，那么便是“没有真相的人”。拥有一种真相意味着拥有一个时间的长度，在一个时间的长度之内坚守一种对待事物的看法，并且在十分重大的问题上，并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拥有一种信念。而游民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感到脚下的一切是游移不定的，眼中的世界和现实是摇摇晃晃的，他们本人的头脑更是不确定的。而假如缺乏明确的事实与世界图景，没有有关这个世界及自身的任何信念，手中所掌握的便无非是一些临时性的“借口”和“说法”了，因此可以随时搬动，上下矛盾，前后脱节，完全不合逻辑，如同王学泰先生所说的“一切随缘而定”。而这种生存哲学在一般日常生活中也许并不起眼，但是放到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上，尤其是涉及原则问题时，它的缺陷就无可掩饰地被放大至刺眼的地步。在笔者看来，《英雄》这部影片有着比“替暴君辩护”更加复杂可怕的地方，正是在于这种绕来绕去的“借口”以及“出尔反尔”的立场，实际上正是它们构成了整个影片的结构。人们会看出《英雄》借鉴了日本导演黑泽明《罗生门》中讲述不同故事的做法，但是在《罗生门》中，是三个人面对同一个事件进行不同的讲述，其中每一个人只有一种自己的说法；而《英雄》是由同一个人讲述不同的故事，他前面讲出的故事被后面所推翻，包括被他自己所推翻。那么，人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假如一个人在前面讲了被证实为谎言的故事，他后面说的话如何能够使人信服？在这样多的说法面前，人们或许会问：他本人到底持哪一种立场呢？在各种互相矛盾的借口当中，他自己是否能够辨认哪一种是属于他的真实？同样，对于刺秦如此重大的主题，它构成了所有人物的动机和故事内核，居然可以在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借口和演变之后，走到了它的反面——“秦王不能杀”！影片的结尾用来“圆谎”的办法是：让无名继续刺秦王一剑，但刺不到位，刺他是为了留他，留住秦王以便实现天下太平。从这个结局看过去，无名闯到防范严密的深宫中来，不过是与最高权力者秦王之间的一场调情挑逗而已。这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一切皆是临时的，一切皆是权宜之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可以看作没有固定价值观和一致逻辑的游民其唯一的逻辑，到头来必然走向不辨真伪、是非、虚实的地步。无名最后拔剑朝向秦王一剑的那种逻辑混乱和头脑昏迷，与杨天青哭棺哭得昏天黑地、与疯了的张秋生临了砍下莫名其妙的一刀是同一种性质。这些人既没有客观世界的真相，也没有关于自己的生活、自己思想感情的任何真相。他们与这个世界中权威的关系，说到底也是临时的和权宜之计的。2003年该片放映之际，剧组宣传策划上用了“放下屠刀，停止恐怖”的字样——为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头号暴君翻案和辩护，竟然与当今美国的“反恐”国策直接接上了轨！
笔者曾经从形式上分析《英雄》的美学，指出其中的追求宏大一律的场面，尤其是有关军队的行动（方阵、行军和进攻等）——服装坚固统一、队列整齐划一、表情呆板如一、动作机械归一，可以归之为极权主义美学或曰“法西斯美学”。蚁群般聚集或散开的士兵，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面貌和声音，如同一只只被牵动的木偶一般，是一种数量上的堆积和倍增，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显示其背后的操控权力的堆积和倍增，以及这个权力至高无上的神秘性。这的确是非常罕见的“视觉奇观”。整个影片当中甚至没有出现一张老人、妇女、孩子、工匠的脸庞，一点杂音与噪音都不存在，清理出如此干净的天空，是为了使得“英雄们”不受干扰、不受牵连地直奔历史，直接进入历史，将历史朝着自己所要的方向扭转，并最终将它变成自身的历史。
可以说，张艺谋电影中游民意识的种种体现——色厉内茬、首鼠两端，封闭、怯懦，却富有挑衅性，从不问真理与真相，只顾埋头算自己的进账、随机应变灵活多端等等，并非张艺谋本人的独创，而是因传统沿袭而来、并在这个社会大放异彩的流行思想。作为导演，张艺谋不过是给这种东西押上韵脚。而既然游民意识与游民文化这类现象古已有之，当然并不十分奇怪和可怕，令人诧异的是这种原本处于边缘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今天的中国何以大摇大摆，登堂入室，以“老百姓”的名义畅通无阻？不只是在张艺谋电影当中，这种游民文化、游民意识在许多正式场合同样得到公开的承认和传播，其中一个便是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比如赵本山表演的小品，其中以自损而损人、以自我矮化以矮化他人、以自我愚弄而遏制他人的思考，其中所包含的“反智主义”态度，正是混世游民心态的集中体现。分析中国当代文化中的游民意识种种，是一件非常重要和有意思的工作。
（本文有删节）
崔卫平，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带伤的黎明》、《看不见的声音》、《我见过的美丽的景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