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下午五点，哭泣的阿富汗
作者：沙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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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所及之处，阿富汗一片苍凉。走私、逃难、死亡、战争、毒品、侵略、歧视、贫穷，比比皆是。几乎没有什么让人感觉到亮光和希望的词与它相连接，在这样的国家里生活，所承受的苦难和绝望是难以想象的。于是她的人民在世界的凝视中选择了沉默，任凭西方媒体任意想象和揣测，他们并不辩解，或者压根失去了辩解的气力。但是伊朗人似乎忍不住了，他们懂得他们的痛，甚至他们也深切地体验着他们的痛，正如萨米拉所说，伊朗与阿富汗不仅有着血肉相连的文化、宗教及历史背景，还有着820公里的共同边界和频繁往来的民间友谊，300万无家可归的阿富汗难民长期滞留在伊朗，一定是由于共同的信仰，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邻国穆斯林兄弟最善意和平等的对待。当我们想要了解阿富汗的时候，伊朗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真相的窗口。
首先是那部在第5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拿到金棕榈大奖的、伊朗著名电影人阿巴斯·基亚鲁斯塔米执导的《樱桃的滋味》，在这部充满了宗教和哲学的神秘色彩的影片中，那个德黑兰知识分子巴迪寻找在他自杀后可以埋葬他的人时，邂逅了神学院的阿富汗学生。本来，这个孤独消沉、生活窘迫急需用钱的阿富汗男孩在巴迪看来应是最佳人选，但这个看起来有些羞涩和腼腆的孩子，最终却坚守了宗教信条和圣人之训，固执地反对巴迪自杀，更不愿玷污自己的双手，承担不义的罪名。这样的阿富汗人虽然面目模糊，但却是坚定而沉默的。
接着就有了马基德·马基迪的《巴伦》，这位以《小鞋子》闻名于世，似乎总是沉醉在一片童真质朴中的导演，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了儿童以外的世界，画面中充盈着马基德对阿富汗难民的难以掩饰的悲悯。故事以1989年苏军撤离阿富汗为背景，讲述了女扮男装的巴伦含辛茹苦地支撑家庭过程中感人的一幕，父亲贾纳夫不慎摔断了腿，工作便由“儿子莱梅特”顶替，包工头拉提夫发现莱梅特是巴伦假扮的，为她的品格所感动，倾尽全力帮助她的家人。当贾纳夫带着一家人回阿富汗的时候，拉提夫赶去送行，他明白自己与巴伦之间有一条难以跨越的界线。在那离别的一刻，巴伦感到了拉提夫充满爱意的目光，她抬起头，缓缓地摘下了面纱……
在民族苦难的大全景下，我们随着导演的镜头凝聚目光，被生活艰辛磨砺得粗糙不堪的心再也难以注意的细节，正暗暗透露着春天般的爱情讯息。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马基德仍然讲述了孩子的故事，从伊朗的儿童到阿富汗的少年。巴伦和拉提夫仍然是孩子，巴伦身材瘦小，尚在发育，拉提夫的唇上刚生出淡淡的短须，跟任何一个少年一样精力旺盛，好勇斗狠。他们不过是过早地被生活投入了成人世界，扛起了本不该由他们来承受的重担，因此，哪怕是一丁点异样的关怀、微妙情愫的萌动，都会让他们热烈爆发，迸发出纯真少年的全部激情，忘我投入。《巴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它通过一个含蓄内敛的青春期爱情故事告诉我们，生存在底层却依然能葆有一种精神，并因此而神采飞扬的不仅仅是巴伦和拉提夫，而是隐忍却始终都没有丧失信心和尊严的阿富汗人民。
2001年，穆森·马克马巴夫以纪录片风格的《坎大哈》捧得戛纳金棕榈奖。在这部描写阿富汗民族苦难的极其写实的电影中，穆森讲述了一位已通过难民身份移居加拿大的阿富汗女记者纳法斯收到受困于阿富汗的妹妹的来信，信中讲她不堪忍受可怖的生活而打算在日蚀之前自杀，纳法斯为了营救妹妹，星夜兼程赶回坎大哈的故事。一路上，女记者目睹了阿富汗破败的现实和民众的灾难：女人们必须把面孔遮掩在面纱后面，不能单独行动，面对武装势力的搜查硬要说自己是谁谁的妻子，甚至在看病时还要与医生隔着黑布通过小孔交流。类似的情节还出现在2002年他拍摄的影片《奥萨马》中。同样是女扮男装，穆森·马克马巴夫镜头里的那个女孩就没有马基德的巴伦那么幸运了。这个长着一对惊恐的大眼睛的美丽的阿富汗少女纳比，为了养活年迈的祖母和衰弱的母亲，装扮成少年奥萨马，历尽了艰险，最终却被塔利班发现，作为惩罚嫁给了年逾七旬、妻妾成群的部族长老。
在穆森影片中出现的阿富汗人，尽管前途依旧渺茫，就像《坎大哈》片头的月蚀之光，微弱，暗昧不明，令人忧心忡忡，但他们还是充满了令人肃然起敬的牺牲的勇气。移居海外的阿富汗女人纳法斯毅然只身回到苦难的家乡，虽然影片没有告诉我们结果，但行为本身就是同情、牺牲和责任。她向我们宣告：在战争和灾难面前，最无辜和无助的便是女性，与此同时，在战争和灾难面前，表现得最勇敢和顽强的，也正是阿富汗女性。
其实不仅是电影，还有小说。在影像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文字跟了上来，同样的感动和尊重，同样的悲悯和怜惜，力透纸背的字里行间，渗出了同样的血肉相连的疼痛。几乎与《坎大哈》上映同时，伊朗女作家兼电影制作人丝芭·沙克布，出版了一部讲述阿富汗女人在战争和流亡途中悲惨境遇的小说《哭泣的阿富汗》，作者在扉页上这样写道：“是的，传扬这些箴言吧。女人们应该带着对战争的憎恨生下孩子。天地由英雄之手而毁灭。只有我们，可以令她重生！欢乐之曲，悲伤之歌。目之所及，世界已毁。赐福于那些重新建造她的人吧！赐福于那些创造美好世界的人吧！”这番话，应该算是伊朗的穆斯林姐妹们对阿富汗人最真诚和美好的祝愿吧。
小说《哭泣的阿富汗》和电影《下午五点》的故事结构非常相似，两位情感丰富细腻的女性创作者不约而同地将爱倾注在沉默的大地上沉默着，甚至连面孔都不为人所见的阿富汗女人身上。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锡林·戈尔和电影中的女主角诺格拉性格相似，经历也相近，不过一个生活在美军攻打阿富汗之前，一个生活在战争结束，但和平与安宁的生活仍然远远没有到来的现在。
锡林·戈尔的父兄在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战争期间离开家乡参加了抵抗组织，很多年都没有回来，她成人之后离开母亲嫁给了哥哥的战友，善良的摩拉德，在苏军撤走内战爆发之后，他们逃难到了巴基斯坦，在那里，她忍受了饥饿、歧视、挨打、被强奸、被包养的命运，生下了丈夫和别的男人的孩子，苟延残喘着回到了祖国；但是战争仍在继续，而且，塔利班来了，锡林·戈尔将大女儿努尔·阿弗塔卜嫁给了来求婚的年轻英俊的塔利班青年，带着女婿的聘礼举家逃往伊朗，生活似乎变得美好起来，“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崭新的国度，崭新的希望，崭新的日子，还有很多很多”。然而这里“到处都是阿富汗的兄弟姐妹——刚刚到达的，即将离开的。到处充斥着饥饿、失业、悲伤。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友好的邻国也开始感到不堪重负了，在好不容易把因为赌博被抓进了监狱的丈夫赎回来之后，他们只好再次踏上逃难的路，“像牲口一样被拉回了阿富汗”。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回到故乡，等在那里的只有母亲的坟墓，又聋又瞎的父亲，踩了地雷丢了一条腿的哥哥，失去女儿精神失常的嫂子，“从开始处开始，在结束处结束”。锡林·戈尔只有这样一路安慰着自己，继续流浪。
在电影《下午五点》中，诺格拉是一个爱漂亮的女孩，她的父亲是一位有着严格宗教信仰的赶车老人。每天早晨，她的父亲都会赶着马车带她去上学，但父亲刚一离开她就会从经学院溜走，换上书包里那双白色的高跟皮鞋，打上淡蓝色的洋伞，跑到专为女学生开的现代学校里。在那儿，她和老师同学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一天，老师让她们填报未来想要从事的职业，大多数女生选择了教师和医生，只有少数的几个选择竞选总统。诺格拉便是其中之一。她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竞选，还得到了喜爱她的年轻诗人的支持，就在她以为距离梦想越来越近的时候，和她一样打算竞选总统的同学在她面前被炸弹炸死，接着又在无意中听说她的当卡车司机的哥哥在巴基斯坦被地雷炸死。在一次又一次地搬家之后，他们终于一无所有，没有吃的，连水也越来越难找，他们在城市的废墟里流浪，连最后的马车也为了取暖而付之一炬，即便如此，嫂子怀中的婴儿仍然饥寒交迫地死去，眼泪已经流干了，诺格拉和她的家人只有继续生存下去，继续前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