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下午五点，哭泣的阿富汗
作者：沙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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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正在为身披波尔卡长袍的阿富汗女性播音员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欢欣鼓舞，接着在2004年雅典的奥运赛场上又出现了身穿运动服装的阿富汗女田径运动员，现在，又有了女性的总统候选人。人们读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对于阿富汗这个久经战乱的国家而言，即将在10月5日举行的大选是历史性的一次选举，对于阿富汗妇女来说更是如此，她们将第一次拥有民主选举权利。在十八位候选人当中，一位妇女的身影格外耀眼，她就是玛苏达·贾拉勒。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廉政社会的玛苏达说：如果我赢得了选举，我将成为阿富汗的总统，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妇女来说是一种荣耀。”
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有益的萌芽。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在这些女人的生命深处潜滋暗长，并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改变了她们的生命轨迹。
这一点在丝芭·莎克布的小说《哭泣的阿富汗》中也有形象的记录，新婚不久的锡林·戈尔对丈夫摩尔德讲过一番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彼时她已经在俄国人开设的课堂里学过诗歌和算数，因此她对丈夫提出了重新去上学的要求：“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和学会了这一切，它们已经存在，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不可磨灭，即使我愿意，我也不会将它们从头脑中抹去，在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我不认识也很想认识的东西，我要看见它们，闻见它们，听见它们，我想看看那些我未知的领域，我想听我没听到过的声音，看那些我不认识的人的眼睛，我想学习另一种语言，呼吸另一种空气。”
由此可见女性地位的微妙变化。在这个父权和夫权占绝对强势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里，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她们在表达自己意愿的同时，她们的自我意识的悄然崛起也使得她们和男人之间一直以来的从属和依附关系被彻底打破。《哭泣的阿富汗》中还有一个更典型的段落，女人们询问女医生阿扎丁娜为什么没有结婚，她回答说：“因为我不需要丈夫，因为我自己挣钱。因为我单独一个人在大街上走。因为我不愿意有一个男人认为，我是属于他的。因为我自己买东西，我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工作，或者我是否要工作要睡觉，因为我能自己决定，我什么时候吃饭或者是否要吃饭。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生活更满意。”
如同电影《下午五点》中诺格拉和仰慕她的年轻诗人之间的微妙的爱情，从一开始诺格拉向诗人询问巴基斯坦的总统是男是女，到后来诗人不遗余力地帮助和鼓励诺格拉参加竞选，可以看出诺格拉始终处在主动和支配的位置上。她的自主意识和对社会的强烈参与令诗人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有趣的是，每一个两人同时出现的段落中，都是诗人在矢志不渝地追随着诺格拉和她的梦想。毫无疑问，这将是对传统社会中男女关系的一次彻底颠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诺格拉的嫂子雷洛马，在同一个家庭中出现两个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并不是无谓的重复，在某种意义上看，雷洛马可以理解为是萨米拉为诺格拉设置的一个“陪衬人”，雷洛马的生活始终都围绕着那个不在场的丈夫，因为除了他，她几乎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在影片的每一个段落当他们遭遇到新的打击时她都会一筹莫展地看着前方，神色迷惘地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该等我的丈夫回来。”“等他回来”是接受传统教育的女性唯一和永恒的生存哲学和理念，“他”是她的世界的核心和灵魂，除“他”之外，她的存在就是荒谬和不合理的。
不过在电影中这个人物的功能还不是仅止于此，她同时也可以是诺格拉的一个有效的社会参照物，换句话说，诺格拉和雷洛玛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她们都将面对同样的命运，而在这样的命运面前，除了梦想之外，诺格拉并不比雷洛玛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她们的前途同样地一筹莫展，在继续向前的道路上，她们最终的境遇很可能都是走投无路。在辗转迁移无数次之后，在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老父亲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在烧掉了赖以生存的马车之后，在再也找不到水源之后，她们都要面对被父亲埋在荒漠中的小侄子的命运——死亡。这个时候，梦想就愈显虚妄，或者它原本就如风中之烛，脆弱，而且转瞬即逝。就像诺格拉亲眼目睹自己的同学、竞选伙伴米娜在街头被炸弹炸死后一个人在空旷的皇宫废墟中狠狠地踩地面发出回声，那种绝望和无助是所有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着的女性共有的宿命。
现成的一个例子是萨米拉的父亲穆森拍摄的《奥萨马》，这部片子中女主角的扮演者、年仅十三岁的阿富汗女孩玛莉娜·歌芭哈里，她在喀布尔街头乞讨时被穆森发现，她的朴素却异常出彩的表演为影片赢得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的殊荣，同时也为她自己赢得了印度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荣誉，尽管如此，在拍摄结束后，小女孩的“贫困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的改变，所有的光环褪尽之后，她依旧回到自己破旧、摇摇欲坠的小土屋中，戴着面纱过着跟从前一样的日子，她的命运也依然像其他大多数普通阿富汗女孩一样，掌握在父母的手中。”
如前所述，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对诺格拉投入了全神贯注的爱与同情，因此她才可能赋予这个普通的甚至是有点不那么好看的人物一个相当充满了诗意和激情的内涵。而《下午五点》的独特魅力还不仅如此，她的丰富而宽广的外延使得影片呈现出在历史重压下反弹出的巨大张力，电影的意义于是超越了她所讲述的故事和故事中主人公的命运，萨米拉的真诚和努力于是有目共睹，正如萨特·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序言里所写的那样：“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她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
萨米拉说：“我想做的是尽量真实地反映阿富汗妇女的实际状况，真实的状况是，这个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的，但女人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的机会与男人相比实在太少。在一些国家，比如伊朗，比如阿富汗，女性更难成为导演、总统，所以我认为女性更多地参与文化和政治事务会是一件好事。”
在这块被神遗忘的土地上还有人能知道点什么吗？
想象萨米拉在阿富汗那片土地上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虽然简单但其实并不现实，这个充满了天赋的智慧，又在后天受到了独特的并且是适当的艺术教育的伊朗女子，总是在带给我们惊喜的同时与我们拉开距离。于是好奇心很容易驱使我们到电影中去寻找答案，要知道，电影中一定会隐藏着作者的真实想法，即使他们不愿意透露。
带着这样的一种探询的目光来看《下午五点》，就不会将它视为一部单纯的女性主义题材的影片，女性解放或者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也许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副产品，甚至是串起整个故事情节发展主线的诺格拉也不会被认为是唯一的主角，她也许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寓言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她只是提供一个“进入”和“关注”的视角。毕竟在她的背后是千千万万在战乱中挣扎着生存的阿富汗人，我们经由主流媒体的连篇累牍的、自以为是的介绍似乎耳熟能详，但仔细思索之后又会发觉其实仍然陌生无比的那个国家。
在这种时候，你很难把诺格拉只看作二十三岁的诺格拉本人，同样也很难把雷洛玛就看作诺格拉的嫂子，还有那个长得极像传说中的阿凡提的慈眉善目的老大爷，也就不再单单是诺格拉的父亲了，由于这个电影的特殊题材使它从一开始所承载的社会内涵和观众的期待，使他们在电影里的角色已经大大超越了角色本身。可以大胆地设想，青春期的诺格拉象征着扑朔迷离的阿富汗的未来，诺格拉的嫂子象征了颠沛流离毫无希望的现在，老父亲则隐喻着已经衰老但还尚未远去的历史。
不论是现实还是未来都是令人绝望的，不仅仅是诺格拉和她的嫂子，灾难也不仅仅是刚刚过去的战争，死去的孩子，失踪的丈夫，破灭了的梦想，灾难将一直持续下去，在这个古老而贫瘠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