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下午五点，哭泣的阿富汗
作者：沙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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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下午五点》的结尾，绝望的诺格拉领着同样绝望的嫂子去找水，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当初梦想竞选总统时的豪情壮志，她体态僵硬，神色漠然，只有口中喃喃自语地朗诵的那首年轻诗人教给她的诗歌《下午五点》，显出些微的生气：“这是五点整，其它的一切都死了，只有死亡，我想学会像河流一样哭泣，由柔软的云，以及一条深深的河流，它将带走公牛的尸体，往后，我们既不认识公牛，也不认识无花果和马，以及你家的蚂蚁，因为你永远死去了，啊，可怕的下午五点，这是下午时分的五点……”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小说《哭泣的阿富汗》的结尾对锡林·戈尔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继续前进？去哪儿？为什么？一切都无所谓。赤裸裸的双脚一步步向前走。道路像孩子一样饥渴，它把鞋子都吞噬了。孩子们放弃了希望和意志，他们的眼睛里不再有光芒。
“继续向前，赤裸裸的双脚一步步向前”，这几乎是诺格拉和锡林·戈尔以及千千万万阿富汗女性共同命运的真实写照。小说中锡林·戈尔在异乡遇到的一位好心的餐馆老板这样安慰她说：“我们都是幸福的人，现在仍然活着的阿富汗人都是幸福的人。”
从开始处开始，在结束处结束，一如生活本身
以女性主义的视阈和立场进入穷苦绝望的阿富汗，用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示阿富汗穆斯林姐妹的苦难深重的生活，对于电影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和小说家丝芭·莎克布来说，都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选择。尽管伊朗电影惯常关注孩子和妇女的主题的传统，使得萨米拉在对相似命题的处理上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论是画面的选取还是情感的驾驭都显得游刃有余，但这显然不足以构成挑选这一命题完成“进入”邻国及其人民内心世界的全部理由。事实是，在此前种种伊朗电影中出现的妇女形象，更多的是承载了作者本人主观意志的文化符码，希冀由此表达一种对体制和现状的强烈不满和反叛，比如贾法·帕纳西的《生命的圆圈》、塔米妮·米兰妮的《两个女人》和《面纱背后》，以及以公路片形式出现的《无记名投票》。女性视角和女性主人公的设置似乎都为了同一目的而为，即控诉和揭露。这样一来，作品会由于理念先行的刻意努力而呈现出沉重和呆板的面貌，现实越是残忍和离奇，就越是显得陌生和遥远，使观者产生难以言说的隔膜。
这种情况在玛兹耶赫·马克马巴夫的《女人三部曲》中有所改变。这部电影以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串起三个女性小故事，以一种静静流淌的生命流程似的叙述模式展现女人在生命轮回中平淡无奇的成长历程。《女人三部曲》也被翻译成《当我成为女人时》，从内容来看后者显然更加贴切，它神似地把握了作者的意图。这不是一次单一向度的自以为是的宣讲，导演通过三个女性主人公的生活将女性一生的三个阶段的成长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同时也把对女性社会处境的同情，对她们生命经验的体认，上升到了本体的、哲学的高度，充满了象征意味的场景更像是女性生命个体的存在自身，而非作者想要让她成为的那个样子。
这种浑然天成的意象显然来自于导演对女性本体的准确把握，而这种把握则来自全心全意的“进入”和“关注”。与此形成呼应的，就是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在《下午五点》中展现的阿富汗少女诺格拉的一段生命流程。这种相似的风格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从《坎大哈》到《奥萨马》再到《女人三部曲》和《下午五点》，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关联逐步地显现出来，来自同一个家族的作品才会有的那种内在的关联。至此，有必要强调已经出现过若干次的马克马巴夫姓氏。这个在伊朗声名显赫并已成绩斐然的电影家族至今已经培养出了一位摄影师、一位录音师、一位美术设计师、三位导演和一位图片摄影师兼剪辑师。
这个家族的父亲穆森·马克马巴夫作为与阿巴斯齐名的伊朗第二代导演，曾以《魔毯》获得1996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以《万籁俱寂》提名1998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并获得“特别关注”在内的三个奖项，以《吉什岛的故事》、《坎大哈》分别提名1999年和200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又以《奥萨马》捧得2003年第61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在拍摄了十四部故事片、三部短片，出版了二十八本书并剪辑了二十二部电影作品之后，这位最为活跃的伊朗电影导演下决心暂停手边的拍摄工作，准备花费四年时间传授电影艺术，他成立了“马克马巴夫电影学校”，有大约二十名亲戚朋友参加了这所学校最初的培训，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伊朗第一批女导演的、他的妻子玛兹耶赫·马克马巴夫，和他的女儿萨米拉·马克马巴夫。
毫无疑问，在这所与众不同的学校里，穆森·马克马巴夫将给予萨米拉相当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父亲给予女儿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还有来自教师的言传身教。作为一位被誉为“代表着伊朗电影的良知”的导演，穆森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强烈人道关怀的艺术家，他曾经为阿富汗难民问题给伊朗总统写信批评伊朗的移民政策，之后又亲自前往阿富汗考察难民营的生活状况，并拍摄了两部阿富汗题材的影片，获得强烈反响。在这个过程中，萨米拉始终紧紧跟随着父亲的脚步和思想。
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萨米拉就是带着深刻的同情和悲悯之心出发的，这使得她的进入不是一种单纯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我们说同样的语言，我们是邻居，我们享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和文学成果，我们甚至连曾经遭受过的苦难都有诸多相似，在我拍摄过程中，更多的阿富汗人把我当成他们的妇女，而不是伊朗人。”她把自己和“他们”融为一体，“悲伤着你的悲伤，痛苦着你的痛苦”，因而产生出迥然不同于猎奇者和旁观者的自在从容。观众也会被这种从容的情绪感染，并且不知不觉地跟随她进入她所设置的那个客观情境中去。
在电影《下午五点》的开头和结尾，萨米拉设计了相同的镜头：诺格拉和嫂子在阒无一人的荒漠中寻找水源，在寂静和沉闷得即使隔着摄像机也能让人感到窒息的画面中，诺格拉背负着沉重的水桶嘴里喃喃自语地默念着年轻诗人教给她的诗歌《下午五点》。
这个镜头的重复运用使得整部电影的叙事修辞呈现一个首尾相衔的封闭段落。生命的循环往复，从原点复归到原点，就像丝芭·莎克布在《哭泣的阿富汗》里所说的：“从开始处开始，在结束处结束，一如生活本身。”在两个相同的画面之间，诺格拉走过了一段绝望—希望—希望破灭的过程，这也是战争之后千千万万阿富汗人民必将走过的路程。
和父亲在《奥萨马》里采用的那种充满了悬念和戏剧张力的表现手法不同，萨米拉为自己的影片《下午五点》选择了传统的单一向度的顺时线性叙述方式，诺格拉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看似寻常琐屑甚至有点儿显得单调刻板的生活细节构成了缜密、小说式的情节结构。观众循着主人公的生活逻辑不由自主地代替她寻找和思考可能的出路，令人沉重和绝望之处也正在于此，没有出路。
即便如此，影片所呈现的诺格拉的绝望—希望—希望破灭的这一过程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循环往复，也就是说，从开头到结尾的这个相同镜头的使用，其间是经过一个巨大变化的动态过程的，这个过程为我们提供了真切走近和认识阿富汗妇女和现代阿富汗社会的可能性。尤其是战争之后阿富汗年轻女性的思想和生活。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年轻的诺格拉在整部影片长达近一百四十分钟的时间内，差不多一直都在坚持一个从女子学校里得来的信念——参加阿富汗总统大选。如果不是对于导演萨米拉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真诚的信任，我们简直无法相信在破旧的废墟中辗转迁移的这个已经一无所有的阿富汗少女的梦想，想象当中更大的可能应该是一件漂亮的裙子，一份可口的食物，一栋温暖的房子，或者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一场含蓄隽永的恋爱。但事实正如萨米拉所讲述的那样，争取自己的权利，在社会中获得价值与承认已经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勇敢的、对未来充满了激情和期望的年轻人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