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生存与安然
作者：王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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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人在菜地间的空地上造一辆俄罗斯式马车。车体已经造好了，铁轮子也安装好了，黑漆的轮边新加了油光光的描红边线。老人说，我这车就差装修了。他说的装修是给坐椅缝布套装饰一下。同样的车他已经造了第三辆，前两辆以每辆一万的价格卖给村子里。这辆车他准备自己留着。他说卖到这个价格，因为是靠全手工制作，在俄国那边也没有人会做这种车了。老人原来是个铁匠，又自学了木匠。附近有家小修理铺，有火炉子，他常去那儿做铁匠活儿。他试探着问，这辆嘎嘎崭新的俄国马车，拉上游客在镇子上转一圈收多少钱，收费十块多不多。
听人夸奖他的车，老人很高兴。他脸上的来自俄罗斯的痕迹并不明显，岁月能使不同人种的面容在垂暮之年趋于同化吗？他说，他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中国东北人。他听母亲说，当时是红军和白军打仗的时候，白军败了，他母亲才跑到中国这边，后来和中国的父亲结婚，没再回到俄国去，和母亲同时来的人有些回去了。被他轻松地一句带过的红军和白军打仗，显然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上的重大事件，俄国的十月革命。
这个家庭的“木楞房”里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着一幅照片，画面满满的，面色忧郁的俄国老太太和戴毡帽的中国老汉。
我们的午饭摆上桌，刚烤出来的咸面包，茴香牛肉饼等等。在这个最偏远的中国乡村家庭里，窗上有白纱帘，下午一点钟的阳光，照在红油漆过的木地板上，桌上铺了淡格子的纯棉桌布。在相通的另一间屋子里，他们一家也在吃午饭，也铺了台布，但是没有刀叉，他们用筷子，用碟子盛汤。造马车的老人独坐桌子顶端，君临天下，一个人自斟自饮。而他的儿子正在门口换一件非常破旧的衣服。他说干活了，要去拉草了。
黑山头俄罗斯乡附近，平地上突兀地起了一座不到百米高的山丘。山丘上散布着几十座坟墓，不知道墓主人都是谁，坟墓之间遍布着野生花草和粗砾的石子。山丘顶部是个发射塔似的建筑，两个从黑龙江省过来打工的汉人临时住在上面。
他们避着风头点燃纸烟说，这地场，养人啊。
他们又说，你知道这地场的人都咋放牛？大清早把牛往河滩里一赶，晚上牛吃饱了，晃晃悠悠，自个儿就回家来了。
站在山丘顶部仍然看不到根河主河道，它被看不到边际的森林和支流们深深埋伏，能看见的只有辽阔。和根河河谷相反的一侧是额尔古纳河另一边的俄罗斯的土地，人不能跨越国界，但是，人的视野还能享受到远望的自由。向天尽头看过去，有几片黑土，跟刚染了靛青一样的黑，夹在黄坦坦的草地间。8月中旬，杨树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
呆呆坐在山丘半坡上，忽然想到，如果我能生活在眼前这片土地上，做个放牛的挤牛奶的种土豆的垛草的人，我会心平气和，我是不是就不再需要写字，写作是不是将彻底失去意义。
慌乱·在海拉尔火车站
离开额尔古纳草原返回到海拉尔，整个人有点恍惚，好像一只过惯了草原日子的羊被强行牵进闹市。过马路，汽车鸣笛，扛包裹赶路的行人，等待上火车，都成了事实上的某种威胁。
海拉尔狭长挤迫的站前广场和候车室，难民一样人山人海。把全呼伦贝尔200多万人都装进来，大概就是这么拥挤。每个人都焦急万分，逃亡奔命一样，生怕被什么落下。各种各样的行李被飞快塞进轰轰的安检口，再慌不择路地前冲过去，拨开所有阻挡，抢夺自己的行李。人们被一种奇怪的惶恐急切控制、感染、驱使着，好像慢了半步，就会被永久抛弃，错过奔往一个更美好更幸福的地方去的列车。
临近上火车前的最后半小时，我躲避到海拉尔火车站一侧，看见它最早期的建筑物上还清晰保留着1903年的字迹。1903，是海拉尔火车站建成的年份。海拉尔的蒙语意思是野韭菜，书上说，草地上的羊吃了野韭菜，肉质才最好。而被现代喧嚣惊吓发慌的羊，肉质和神经可以肯定是最劣质的。
从海拉尔起，大约过了整整三天，我才适应了原有生活中的一切。估计一头来自草原上的羊要适应城市，从慌张到安详也需要三天。
火车开始向南开，尘世在南，我觉得我又在钻回那个厚闷而熟悉的口袋。过去的半个月里我意外地得到了呼伦贝尔大地的慈爱从容宽厚安逸，我是个享受到了幸福的人。
（本文略有删节。图片均为徐敬亚拍摄）
王小妮，诗人、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诗集《我的诗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长篇小说《方圆四千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