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全球化后的现代性反思
作者：黄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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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于自由的问题，关于平等的问题，关于民主的问题，当然还有人权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价值，但是也都存在进一步反思和发展的空间。人权的问题在美国有一些哲学家、思想家作了严肃的探讨，其中很重要的观点是，提出人权是一个复杂结构。属于人的权力是多元的面向。在人权当中同样存在着不能自洽的权力。我们中国经常提主权和人权的问题，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个部分，还有生存的权力、言论的权力、参与的权力都是人权非常丰富的空间，其中的相互关系也非常复杂。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把人权这个概念符号化和观念化，它深刻的内容没有能够充分地展现出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过分突出某一种权力，而且和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或其它各种各样的主义相配合，往往成为这个世界不安定、比较动荡的源泉。当今世界权力的认定和宗教的认同结合在一起，积极的方面不能展现，而负面的影响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暴力的源泉。这是人类面临的严重困境。所以人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我们到现在对它的了解还很少。
所有的这些价值，毫无疑问，它们都是价值，但是也存在内在的盲点和缺失，因此人类还需要更加具有涵盖性的深刻的价值，我们有责任去发展整个价值领域，去了解价值更广阔的空间，看看能不能在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精神价值上，创造出一个更加美丽的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年来我强调比较多的是另外四个价值。
第一个价值是安全。安全是一种价值。安全在文字的一般意义上讲，我生命要有安全，我个人的生活保障要有安全，我到了老年的生活状态要有安全，这是一层意义。可就是安全这个最平凡不起眼的价值包含了道德的第一原则，对生命的尊重和肯定，生命和活着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价值。因此，安全就是使生命免于恐惧，就是在各种意义上保障和维护生命。说生命是第一价值，就是没有比尊重生命更重要的价值。那么舍生取义，为自由而献身，牺牲精神又如何理解？为自由而献身可以是个人高尚的道德选择，但不是普遍道德律，如果是普遍道德律就意味着有比生命更高的价值可以牺牲人的生命，这样一来，人的存在的绝对意义便被突破了。为什么不能同样为平等而死，为什么不能为博爱而死？我们要知道其实所有这些价值是为了保护生命才有意义，为了生活得更好才成为价值，生命存在是它们的前提，而不是它们构成生命存在的前提。所以保护和尊重生命是普遍道德律，是无条件的第一原则。任何一种对生命的威胁都是反人类的，暴政、战争、暴力、饥饿、疾病都是安全价值所不能容忍的。
生命特质在于它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因此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完全等价，同样值得尊重。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是自发的，他来源于父母，来源于生命连续体，包括他的本身的传续。所以，“上天有好生之德”，重生是最高的天德；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能传承便是对生命的失职和背叛；所以“生生不息”为最高审美境界。因此，保卫每一个生命和保卫所有人的生命，在道德上是同质同品，无分高下的。在这方面，中国智慧早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普林斯顿哲学家Josh Greene和他的同事们为了人类的道德困境冥思苦想：“你会不会为救七个人而直接杀死一个人”，究竟是道德情感，还是更高的道德认知能力？可是，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杀一无辜以利天下而不为”，不要说七个人，就是整个天下也不能牺牲一个个人，因为如果可以牺牲，道德就成了可以根据利益大小来判断正当性的东西，道德本身的意义将被利益原则解构殆尽，那等于没有道德可言了。可以杀一个，就可以杀两个，生命的绝对价值就不存在了，这将是人类的灭顶之灾。因此，毫无疑问，安全是一个绝对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个人的尊严，也是人类的尊严，我们不能随便牺牲任何一个人，尤其是老弱病残弱势群体，他们的安全，才是整个社会最基本的安全。
这样，我们事实上考虑了安全作为价值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全人全己”和“安身立命”。安身立命是说你自己的生命意义不能真正落实，你永远不会安全。你家有万贯也罢，每天被二十个警卫包围着也罢，仍然会有一种兵荒马乱之感。所以安全和安身立命这样一个核心价值有关系，从核心价值当中可以开展出一个一个复杂层面，这些复杂层面正是构成你存在意义的各个面向，如果个人的生命意义不能推己及人，只是个人满足而完全不能为他人分享，他还是不安全，所以安身立命不全及他人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第二个价值是公益的价值。通过安全你可以了解，有一个公益的世界，这个公益的世界是说把“他者”当作一个自我存在的有机部分，而不是把自己和他人完全疏离开，这样公共性和大同还有和谐这些价值被带进来。
为什么是公益，而不是公正，罗尔斯不是在公正问题上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吗？在我看来公益比公正更重要，而且重要得多。因为公正的内涵相当复杂，英文的justice包含了三方面：正义、公正、公平，其间有不同，又有联系，关系相当复杂。今天来看，无论是实践状况还是理论结构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正义主要是用于政治伦理，例如正义的事业、正义的战争，它涉及到道德形而上的依据问题。比如，你可以说，公正地处理了家庭财产纠纷，可你不能说正义地处理了家庭财产纠纷；你可以说，这笔交易是公平的，但你不能说这是正义的交易。这是小事物上使用大字眼，显得可笑了。正义是至善，它牵涉道德形而上的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证明大概是人类所有理论研究中最困难的课题，什么是最大最高的善，它的依据是什么？康德就碰到这个困境，他没有办法用纯粹理性批判的方式把“至善”的问题转变成主体性的问题，只能甚至通过宇宙星体运行的法则来类比最高的善，就是这样的，不要再问，它是“绝对命令”，把问题又回到先验论。当然，这绝对不能令人满意。但是，重要的问题是提出来了，就是不能把终极道德的源头放在经验论基础上，因为这会导致伦理相对主义，而这是最普遍遇到的困难，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正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意识形态，哪个不认为自己代表正义？德里达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政都是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完成的！他是看到了正义问题上真正的危险和困难。但是，尽管如此，你又不能把正义问题消解掉，不能说干脆我们不要正义了。我们清楚地知道普遍正义必须存在，它是所有道德判断的形而上依据，它被解构了，道德标准也就崩溃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不知道所谓普遍正义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如何证明？
罗尔斯是极端聪明的，他知道不能落到关于正义的形而上证明的陷阱里，一旦掉进去，那就不知道有没有从里面爬出来的时日了。他把问题集中在公正、公平方面。到晚年，他认为公正的问题还是麻烦，里面的形而上意识还是太重，他干脆写了一本书《作为公平的正义》，也就是提醒大家知道只能在公平的意义了解他所说的正义。公正和公平相对而言比较形而下。用我的话来说，它是一种道德的等价原则，它是可以操作的。注意不是数量等价原则。猴子的公平是数量等价，在动物园里，你给一个猴子五根香蕉，给另一个猴子一根，那猴子非吵翻天，这叫数量等价，人有时也会搞数量等价，比如绝对平均主义。但是，道德等价则不同，他可以接受数量的不等价，这后面有道德心理的接受基础，可以你多一些，我少一些，这也是公平，其中有需要、能力、条件、状况等参数系统起调节作用，但是其结果必须是道德心理上可接受的等价原则，而不是任何的强制，否则就是不公平了。可是困难在于，在日常生活中，等价原则是被普遍使用的，它并不能保证“善”一定能实现，有时还可能是破坏了“善”的落实。比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比如杀人偿命，问题在于你已经明明知道他这样做是错的，为什么还要用错的方法对付他？所谓冤冤相报。你知道杀人不好，可是因为他杀了人，你还是要杀他，那不能杀人的道德原则怎么体现呢？国外辩论废除死刑的问题，大都是纠缠在这些法律的哲学困境上。其实，在我看来，这正好暴露了公正、公平作为基础价值的不足，也就是它体现的道德目标和运用的道德原则不能充分自洽，最简单的表述就是：道德必须符合等价原则，道德必须体现公正，可是，等价的却不一定道德，公正的也不一定符合道德要求，甚至是反道德的。罗尔斯避开了形上学的陷阱，却落入了一个道德悖论的陷阱，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的后半生都在应付各种各样的批评，寻找脱离困境的方法，但总的来说成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