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全球化后的现代性反思
作者：黄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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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许多国内的学者对哈耶克主张的自由市场的原则非常欣赏。哈耶克的理念就是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的运作背后有自身一套规则，一套逻辑。而人为去干扰这个市场，总归会把市场搞坏。他是靠这个得诺贝尔奖的。这后面很大的背景是冷战，因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是全然的计划化经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人都是国家的财产。哈耶克就讲凡是这些东西都体现了人的傲慢。人以为自己的理性可以了解那些规律，驾驭那些规律，最后一定是通向奴役之路，人最后都成为奴隶。这后面有深刻的东西，就是如何了解理性的局限，而不要因为人的理性导致狂妄。但是由此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就是尊重市场的规律，放弃或者不允许任何程度的干预。这简直太可笑了。有没有一个市场完全没有人为的干预，就自己在那里运作？连美国都做不到。格林斯潘在做什么？一会儿利率上调0.25％，一会儿利率下调0.25％。美国为什么要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为什么要规定税收的百分比，都是在调节市场，都是在人为干预市场，但如果彻底地放弃人对市场的一切干预，那就是听任市场把人作为奴役的对象宰制。所以为什么市场在充分发展，而实际上贫困的人口在不断地增加，这是我们干预的程度不够，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有效地干预而防止自以为是的长官意识。什么叫有效干预？什么叫长官意识？如果不对市场本身的逻辑有必要的尊重，那你就会走到极端的计划经济。而如果你对市场的逻辑迷信过了头，那你就放弃人文对经济的引导。
哈耶克晚年经常到纽约看他的老师，每次看到他的老师都抱怨我得诺贝尔奖其实什么用都没有，没人把我当回事儿。我的理论在美国根本是被边缘化的。我老实说，幸好是被边缘化了，你要是占了主流，我们就完了。哈耶克到晚年更不甘寂寞，写了一篇文章，要坚决地推行市场自由的原则，甚至联邦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都应该取消，让美国的各个大公司自行其是地发行美元，所有的美元在市场上竞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货币也是一个市场单位，也是按照市场的逻辑来安排。结果和他同样的一个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哈耶克疯了，怎么可以让大公司自己发行货币，这个绝对不能同意。于是开始辩论，最后出了两本文集——我一直主张把这两本文集翻译过来，让我们了解极端市场主义里面的另外一面。假如对这个没有清醒的估计，而听任市场去宰制人类的经济生活，那我们就基本违背市场含义中的人文要求。所以中国古代讲经济是一个与现代不同的观念，叫作“经世济民”。我们所以需要经济活动，是因为人的存在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为人服务的，把这个理念拿掉，特别是追逐利润的观念出来后，也就是说十七世纪以后的经济观念，实际上就是把赢利当作目的的活动，它后面经世济民的观念越来越淡化。到了全球化后，用经世济民去理解经济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才会有比尔·盖茨听到在南非的情况那样意外的现象，因为之前他没有那么复杂的经世济民的考虑，他就是把经济当作以赢利为目的的活动。所以我想整个这一套的理念对我们今天的凡俗生活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们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生命共同体，我们有没有经验，有没有资源，可以在面对这个市场主宰经济的困境中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我们知道从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一再地提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现代化？有一个解释是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经济，因为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不能形成市场经济，不能形成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大生产，没有大生产也就没有现代性。从五四运动到今天，这个观念差不多已经讲了一百年。在最近几十年把这个观念讲得登峰造极的就是超稳定系统，中国就是超稳定，超稳定就是小农经济、宗法经济和帝王集权的相互循环。现在美国、台湾、日本的一批学者提出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有非常强的挑战性。第一个问题说十四世纪当资本主义在意大利开始萌芽的时候，佛罗伦萨只有14万人，米兰的人口是10万左右、威尼斯的人口不足9万，而差不多同时期中国的北宋时期，像开封那样百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有几个，接近百万人口的城市也有几个，这个城市的规模，如果我们看马可·波罗写的东西，看利玛窦写的东西，都可以了解到。你现在说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都是自己开荒种地？自己种棉花？自己织布？它没有市场？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城市遗址考古学的发现，解答了这个问题。从商周到汉唐、到宋明，我们出土的古城遗址当中，几乎千篇一律，都有三分之一的城市面积作为“市”，“市”就是用来交换。你看《清明上河图》中集市的繁荣景象，所以说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至少在那个时代，对于那么大的城市规模来说，这个说法太不负责任。它有市，它有交换，它是有市场的经济。
进一步的问题提出来，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大的市的面积，有那么大的交换，可就是没有发展出大生产？很多的学者把问题转移，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能发展大生产，而是中国的市场为什么不能发展大生产？我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把整个研究推进了一步。结果基本上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对于商业活动可能形成的垄断结构有很早的警惕，所以从秦汉以来的中央政府把成本极低、利润极高的产业全部收归在国家权力之中，不允许个人经营这些东西。比如盐铁，沿海地区晒盐有什么成本，但一运到内地就产生暴利，而且盐是生活之必需。凡是低成本、高利润、生活必需的商业活动，政府把它掌握起来，不允许个人染指。因为个人染指可能控制市场，可能形成暴利，可能危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盐、铁器每家每户都得使用，农具要用铁，煮饭得用铁锅等等，所以铁被国家管起来。再后来漕运，南粮北运，后来，有一些规模的纺织、机械制造也由政府来掌握。就是因为这部分成本和利润之间的差距太大，如果流入民间的话，会搞坏一个有序的经济结构。我们去看《盐铁论》的辩论，关于这个方面有非常精彩的涉及。后来历朝历代对这个问题一直有纠缠，王安石的辩论也有体现这个方面的考虑。
第二个要素就是中国有行会和行规来限制这个行业中的个别商人的一枝独秀，类似西门庆这类的奸商一直希望个人独大，这个希望在中国几乎没有可能实现。我相信在座诸位看过“乔家大院”，那里面透露出来的商业理念就是要反垄断，要利润共享——看到灾民来了，他要开粥厂解决几万人的温饱；其它的企业碰到了困难，要相互拉一把，中国商业领域中的行会、行规，大家如果有兴趣在这方面做一个历史学意义上的检讨工作，我相信那会是一个很大的资源。
第三个要素就是在民间社会当中，因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所以中国在观念形态当中，即使在民间社会，也很少把财富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价值。儒家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应该重视的是“不均”的问题，这种伦理观念导致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一个人发了财，如果他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炫耀财富的话，那族长一定会把他找来教训一顿。地方志上有太多的记载，凡是发了财的人都是到老家去修条路，去盖小学校，还去给几个老人一点钱，让大家觉得他在做积德的事情，不只是儒家，就是佛教的教义都对人有这种要求。
所以中国在最高权力结构上面，对暴利的行业有调控。在行会有行规，就是在整个市场的内在秩序当中有约束。在民间文化和民间意识形态当中，对商人仅仅追逐财富有自觉的道德批判。这三个力量合在一起，导致中国市场出现了一个早熟的情况，就是中国市场很早就知道反垄断。垄断在中国市场出不来，因为把资本高度集中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因为垄断不能出现，所以大规模生产就没有任何可能。因为大规模的生产必须有一个可以控制的市场，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商人可以对行业起到主宰和控制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反思，每个民族有一些资源，当然这个资源不是一家独有，我相信法国、西班牙都有一些独特的资源。如果把中国抑制垄断所有的能力，比照西方近代的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不那么自卑地对待我们自身的资源。西方到十八世纪末期才真正遭受到垄断的压迫，然后花了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才把《反垄断法》建立起来，即使如此还是挡不住比尔·盖茨在那里垄断，打了几场官司后，他还是在那里垄断。WindowsXP卖一百美元，你们知道它的生产成本是多少吗？比生产一美元的纸币还要便宜。那么大的利润，实在是让人气不过，于是就盗版。他说不行，我们有知识产权保护，盗版不行。所以现在不仅是垄断反不了，反垄断反而有罪了。如果知识产权的保护使得知识传播发生障碍，我们就要严肃考虑它的法哲学基础。现在事实上就存在这种危机。
全球化在整个市场运作当中，开辟出很多空间，可以让我们从思想文化、从家庭财产、从政治观念来加以了解。
（本文为作者在东北师范大学的演讲整理稿，有删节）
黄万盛，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儒家与自由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