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逐红叶于海岛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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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广岛就不只属于日本。广岛在今天，渐渐地衍化为知识分子良知的出发点。我想再去一次日本的原因，也许就因为还没去过广岛。我想象：在广岛，能解开中日之间难缠的死结。因为，在新帝国主义的魔鬼一遍遍威胁说他们要使用核武器的这个恐怖的世纪初，我盼望在广岛、还有她受难的姊妹城长崎，能够不仅清算甲午大败和八国联军的积怨、而且也清算潜伏于中国自己母体之内的危险细胞——比如膨胀的民族主义、歧视和无视他者、富强后的帝国选择以及轻慢天下大义的倾向。
在广岛的人群中，一个中国人独自在读一本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书，连自己都会有古怪的感觉。但我读得心沉意静。只有在这样不多的几个地点，有可能突破日本的民族主义和暧昧方法论，提出本质的质问。我翻阅着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民族自省，那样的凛凛大义，那样的历史良心——由于它们在今天的罕见，使我几乎不忍猝读。
天下凡叫作下关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不祥之地。在南京下关，毒枭之国英吉利威逼中国签订了割让香港、裂国侮权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日本下关，高喊对抗白人殖民主义的日本强迫清朝割股剁足，签订了夺走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两亿白银的“讲和条约”。
下关也叫马关，所以我们读过的初中历史课本上写的是“马关条约”。下关又是日本四岛中的本州与九州的分界；关门海峡天下锁钥，山阴道到此便是终点。我站在海峡的本州一侧，对面吹来的，是清冽的朝鲜的风。但在这一处家国的蒙辱地，我无心享受地理的视野。哪怕眼底穿梭着从日本海驶入濑户内海的轮船，哪怕红叶点缀着两岸的欧式洋楼，七八条海底隧道在眼前潜入海水。
一味强调近代，会令人生厌。那么选择沉默么？
哪怕可怜的邻国早已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还要敲骨吸髓，逼它拿出数亿的白银。哪怕那李鸿章的枯手已签了亡国的花押，老脸上还要再挨凶汉的一枪。谈什么友好易理解难，中国和日本之间，就像汹涌的关门海峡一样，创巨伤深而且鲜血淋漓！
我此次日本行脚的尽头，是长崎。
长崎的地理位置相当靠南，或者说，相当靠近大陆。由于日本列岛一溜斜斜地在海面上向西南伸铺，列岛西南端就是九州，而长崎更在九州外侧——所以，到了长崎，就已经离上海或台湾不远。
长崎外海，是九州岛对着中国东海的边缘。站在外海的岸上向东远眺，五岛如帆如梦，诱人猜测大陆。好像只要有特别的好眼力，在万里快晴的季节和日子，就能看见山东的蓬莱山或厦门的鼓浪屿。
远不止徐福和郑成功的点点痕迹。数不清的文化，都从大陆经由这个岛屿，涌入了日本。其中最重要的大约是水稻和汉字吧，它们给了古代的日本以生存的发展，以及文明的开化。后来，欧洲异国的黑铁船，也越过了这道衣带水，把火绳枪和基督教，送到了长崎。在这个炎热而精致、有点像香港却又远比香港丰富的港口城市里，帆桅磕碰，人流复杂，神社教堂并立，香烟缭绕晚钟，好像藏着日本的一个秘密。
我知道到了长崎，自己的日本知识、情结以及难以言说的感情，就到了结束的地方。不来不知道，原来长崎藏着一切使我感兴趣的事情。在这个港口，东方和西方真正相撞了：向北是朝鲜，向南是台湾。西坂的殉教，隐匿的基督。郑成功的日本母亲，南山手的犹太商人。还有，它是广岛的姊妹，在一昼夜之间，她们先后被罪恶的原子弹毁灭。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不止一次提到他想再去一次日本。
其实他多次提及这个念头。“我随时都想去日本，但现在恐怕不允许我们上岸吧”，“也讨厌便衣警察跟踪”，“上个月很想去日本的长崎等地旅行，但终于因种种的理由而作罢……明年去吧！”
我想，鲁迅一直没有机会清理一下他的日本情结。在他关闭很紧的心里，对青春旧地的日本，藏着一些简单的常情，也藏着一些决绝的禁忌。他的这一脉心思，大概在1934年前后对日本女性友人山本初枝表露得最多，甚至他已经考虑就在次年即1935年了却日本再访的夙愿。谁知他是否预感：已经来日无多？
长崎在那些天还未入红叶季节。那些天里，红叶如一个神秘的影子，如一片飘飘不至的红云。我终于走完了这告别之旅。
当我清理自己的日本储藏，当我沉吟良久还是决定提起笔来时，我觉察到自己从未如此犹豫。红叶如纸，但我不知道，究竟能在上面写些什么。
3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
——《日本留言》
……也许原因都是留日。在那个屈辱又激昂的时代，或许只有留日学生体验了最复杂的心境。正是这个日本在侵略祖国，而他们却只能赴日求学。他们的立志正是学成利器报复日本，无奈同学里却层出着立论亲日的政客、自诩知日的大师！
与留学欧美尤其美国完全不同，他们无法以艺术自慰或者以民主夸夸其谈。尤其不能学成一种愚蠢的怪物、哪怕对老婆也半嘴英语——他们常回避自己的见识，他们多不愿炫耀日语。他们每日求学的这个国度，曾向母亲施暴又正在倡导文明；他们耳濡目染的这个文化，把一切来自中国的古典思想、把一切琴棋书剑技舞茶花都实行了宗教化，然后以精神批判中国的物欲，用耻与洁等古代中国的精神，傲视甚至蔑视中国人。
留学生首当这精神挑战的前沿。要领熟滑者逢迎表演保全自己，匹夫之怒者以头抢地然后消失。只有陈天华蹈海自杀。他的这一行为，是中国青年对傲慢列强的以命作答，也是他们不堪于揭露、包括不堪于这种以蔑视表达的对自己劣根性揭露的——蚀心痛苦的表现。
这种难言的心态，绵延于一百年的留学史。它激烈地迸溅于徐锡麟的剖心行刺，也扭曲地闪烁于鲁迅的晦暗文章……
……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尽管程度远不相同——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在一种透明的、巨大的挤压之下，海外中国人的感情、公论、更不用说行动，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象∶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与自欺之间半推半就。
——《东浦无人踪》
三一八，九一八，他不能不纠缠于这两个结；他的交友立论横眉悦目，都围绕着这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挣不断地系在一根留日的线上。
……后来参观鲁迅的上海故居，见厅堂挂着日本画家的赠画，不远便是日本的书店，我为他保持着那么多的日本交际而震惊。最后的治疗托付给日本医生，最后的挚友该是内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觉他已习惯并很难离开那个文化，使人几乎怀疑是否存在过——耻辱和启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陈天华的了结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周作人的了结也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重用。
——《鲁迅路口》
在六十年代学潮中，三岛由纪夫曾企图与占领东京大学造反的左翼学生沟通。在乱糟糟的教室里，挤满的学生和三岛之间的谈话记录，无疑是一份宝贵的文献。事后，三岛在与和他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的、左翼作家之星高桥和巳对谈时，两人话题大量言及造反学生。唯高桥记录了三岛如下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