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逐红叶于海岛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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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刻于语言，不如刻于行为。——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
不久后就是他的自杀。确实，在中国本土早已荡然无存的王阳明知行一致说，有了一次淋漓的实践，但却是穿着皇军军装的实践（围三岛而结成的右翼结社“J会”服装酷似军服）。反之，做出如此行为的作家，其“刻于语言”的本意也因此光芒逼人。不知行家里手们是否心有所动；我面对如此的“语言”和“行为”，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
我想高桥和巳也一定有过类似的羞耻感。文坛上默默演出的，简直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如果右派都不惜命、如果苟活的唯有左派那岂非讽刺？于是不久后高桥也死了。他留下的遗稿题为《遥远的美之国》，只写了序章。
——《风雨读书声》
上面辑录的，是迄今我涂抹过的若干日本杂感。就像这些芜杂的引文，我的思绪杂乱一团。在这个过分复杂、过分暧昧的日本题目之下，我找不到贴切的思路。也许高桥和巳的倾向，离我们多少要稍近一些？总之我们盼望日本是一个美的概念、是给我们对美的追求之心以鼓励的一个榜样。但是在我们奉为模楷之前，先得清算明治以来的大是大非。
说到底，中国人只能追求一步步变得美好。
不仅是富国，更不是强兵，不单是好，而且要美。非达到具备美感的好，我们永远是精神上的失败者，永远面对日本，耻不堪言。
但是我们并没有重新来一次燕人学步的余裕。阴险地逼近我们两国的二十一世纪，已经丝毫没有遣唐使时代的、阳光海面浮光跃金的征兆了。相反却多是不祥的预感。鲁迅在一篇用日文写的文章（即《我要骗人》）结尾，这样写了一句话：“——临末，以血添付不祥的预感。”
他的预感里没有欺骗。一年之后，国家濒亡，山河破碎，屠城过后的南京，尸体顺长江涌入汪洋、又在涨潮时倒流上海。
鲁迅的这句话，被一个中国人不熟悉的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特别留意过。堀田善卫对鲁迅的这一句预感念念不舍，两国尚未恢复国交前，他就在《在上海》一书里接着鲁迅说：
“我有一个危机的预感。今日两国的如此关系，在不远的未来，会带来——今天怕是不能想象其样子的危机。”
——我也满肚子不祥之感。
真没准，比这篇随感更快地，应该成为一切国家和民族理念的、永远弃绝战争手段的日本和平宪法，在我的小书出版前就会被日本修改。也没准，我还没写完关于美的穷酸议论，日本宙斯盾级驱逐舰队便会从中国文人题词“一衣带水不再战”云云的码头启航，为龙的传人再上演一场黄海大战。
鲁迅的时代在循回。
说到底，尽管甲午以来的是非尚未清算，我们正处在更狭窄的场地之上。像甲午年、也像九一八那一年，中华民族并未到了最太平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站在清算历史的上风头。
我们并没有多了任何一件思想武器。我们仍在多重的含义下侧身而立，一面迎战着凶恶的帝国主义，同时批判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唯有忍受撕裂、那是一种被粉碎的痛苦感觉，忍受生养自己的伟大体系和悠久传统的淌血的撕裂，在剧痛中去追求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和最本质的世界正义。“最后的吼声”，也许只能对着自己。转过刀刃，解剖自己，把批判的尖锐，刺向尊大的中华心理。不是因为别的，只因我们并没有——任何其它的武器。
但这并非自虐。在重访日本的日子里，我感到，早有不少日本人在自我批判的路上跋涉，并不声张一句。好像一种大洋上空奋力独涉的候鸟，他们的反省是真挚的。对于我，他们的一语一动都是温热的鼓励，也是持续的压力和催促。
我们两个民族，仿佛永远喜欢这拉力赛般的思想较量。或许唯有日本，这古怪的国度，尽管它侵略过我们，但正是它才迫使我们反省。哪怕常常失礼，出口刺耳之音，但唯它在古典的文明规矩之上，推着脊梁，促我们迈步。
确实，是否深藏我的肺腑丹田之底、带着强烈自尊心的中华思想本身，才是一种更要接收批判的东西呢？是否我们祖国的思想进步，首先要踏过虚妄的民族尊大呢？
我并没有太成型的思路。我还分不清所谓尊严与虚荣的界限。但是我已经深感——对日本近代史批判的力量，就藏于自我清算的批判中。
时值如此动荡的世纪初，一枝笔如嵌如绑，束缚在狭窄的缝隙。何止道路，连词汇也没有多少可供我选择。但是像许多过去的体验一样，我们又一次可以向鲁迅试着求索。他的文字已经存在暗示，我们也可以努力——像毛主席评介的鲁迅，更严厉的是解剖自己。
这就像给友人胡乱写的一些信，如在红叶上记下一些随感。在不安的时代，一诉为快还是可能的，毕竟两边都有人留心倾听。
《红叶作纸》之一
写日本最劳神费力。别看它只是一群岛屿，但好像古往今来的麻烦事，都与它的话题有关。
这一篇文章，究竟怎样开头呢？
百思不得其案。后来想到一个人，我想，没准那白发老头的故事，可以简单地说明这种复杂性？所以，我用这一篇做个引子。
1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茉莉花”读书会上。
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地点确是茉莉会。那个会的名字，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太不协调了。
讲台下，一个白发的老头走近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全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他走过来，对我说的话是：
“您讲演时总说到：在东乌珠穆沁的东部，有一个新苏木。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有农乃苏木……而没有新苏木呢？”
显然这是个熟悉东乌旗的人，但在日本这并不新鲜。我急着想回家，不想花费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唠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说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
“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个“东”字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蒙语说的，jū，说得特别清楚。这有点像我，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东部的”乌珠穆沁插队、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barān hu?uu（西部诸旗）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说实在的，最开始我怀着的是一丝嘲讽。虽然我意识到这个人与东乌旗有着纠葛。
我端详着他，问道：“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在哪里？”
“在你说的最东边的苏木以东，你知道农乃苏木吗？”
“当然知道。您说的农乃苏木，离我所在的新苏木，只有一百二十里，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在1969年的冬天，我骑马去过那儿一次，但是它已经叫作……”
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第一次谈话。
他满嘴的苏木，就是蒙语的“庙”（sum）。他会说一点蒙语，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欢这样。那天有点像比赛谁说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
当然，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多少还知道几座喇嘛庙，否则在日本，还真没办法和“下乡”的关东军对话啦！
服部的话题其实并不多。聊起来，有时不知他是陶醉于蒙语，还是暗中回避询问。接触多了，甚至我觉得他是个封闭很深的人。不过是因为我讲话中提及的地名离他的记忆太近了——这使他兴奋。至于这兴奋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导致什么结论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着词儿，所以酸溜溜地只是唠叨“共同的青春，度过了青春，草原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