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逐红叶于海岛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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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参与了一些罪恶，是否与一些大事有关？那是可能的；只是时至今日已无法查考。或者他什么也没做；只是想象着“蒙古劳伦斯”，铺冰卧雪，把内蒙古当作了乌托邦？
6
前年回乌珠穆沁草原，顺便坐车去看乌拉盖河上的桥。那座桥是我年轻时的一道界线，分开不熟悉的南部几个公社。河流只是一道蜿蜒细水，但我们都知道乌拉盖河虽然缺水，但流得很长。
河边有一片废墟，同行的蒙古哥哥告诉我，这就是原先的旧庙。
我一怔。什么？旧庙？我只知道新庙！
哥哥指着斑驳的土块，一副资深牧民的表情。没有旧庙哪里来新庙？他那天好像个考古队，有些自言自语。原来嘛，庙就在这儿，他说。“是‘科尔沁八路’来的时候，庙烧掉了。”
“那是哪一年的事？”我惊醒般问道。
“好像是一九……几年？还是哪年……”
蒙古哥哥也记不清了。
后来我查了个头昏眼花。
最终弄明白了：我们的庙，是座乌珠穆沁的名刹。它像它统率的牧民毡包一样，迁徙数次。它的旧名是白音古秀苏木，大约曾依次在——乌拉盖中心的夏江淖尔、我们的道特大湖西岸的白音古秀，又经过一个红格尔敖包，最后定居在我熟悉的公社镇上，从而放弃了旧名，以新庙之名著称。这个名字和建筑都安稳下来的时间，据蒙文《道特淖尔史志》记载，是民国七年（1918）。
日文的消息大同小异：大正四年（1915）得到川岛浪速支持的巴布扎布叛军在白音古秀苏木被中国军队追歼，庙在战火中焚失。追剿巴布扎布的、新民国的军队，就是日本资料所记的“支那军”，蒙古百姓所谓的“科尔沁八路”。
……仿佛在剥着一片被层层裹着的、历史的碎屑。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脑子里跳出来一个乌拉盖的洪水冲毁旧庙的观点。我根据它考证了这个碎屑，在新散文集《聋子的耳朵》里，我写道：“新苏木营建的时间，一定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他在乌珠穆沁的东部打发掉自己青春的那段日子，正在旧庙被水冲毁，新庙尚未重建之间。”
真倒霉，考错了！
日文《大正时期的蒙古》记载：“大正四年（1915），巴布扎布……经由喇嘛库伦，在白音古秀苏木遭支那军攻击。庙被战火烧毁，后来建起的庙被汉人称为新庙（シンスム）……巴军转至由库珠尔庙，支那军以大部队追击。”
也许是因为——服部老头白白背诵了许多农乃庙尕海庙，却让一座与他、确切说是与他那以颠覆中国为己任的恩师关系深切的庙，脱出了记忆之外？喜欢口不离庙的服部，宛如我一样，似乎没听说过白音古秀庙。但恰恰这座庙应该凿刻在他的川岛老师心里。有意没有对弟子讲么？
也可能因为——满嘴新苏木的新牧民，也就是我，不知道白音古秀这个旧庙的名字。我能听到蒙古语冷冷说出的“科尔沁八路”这个新鲜词儿，需要等到进入二十一世纪，等到沧桑一变以后。
我和他，都没想到这么巧——在我插队的公社，在我熟悉的河边，我曾徘徊其上的白音古秀苏木废墟，居然就是一代日本浪人的折戟之地。“地点”重合了。那苏木，不偏不倚恰在我家门之前，在我胡服蒙语度过青春的地方！
一直想和他深谈，现在我知道从哪里谈起了。
我一直想，若是再次访问日本，我要找到他那位文艺座女，把当年的事问个究竟。我更盼着告诉他关于新苏木的变迁史；告诉他在乌珠穆沁的座座苏木以东，他和我的虽然相异、又可以沟通的“青春的位置”。
但是我最终明白，这些都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我重访了日本，但没有寻找他的家人。就像他不稀罕对他的宣扬一样，他在意的是理解。我应该去做的，是理解他们——与我们前定为邻的日本人，不误解，真相知。
我打算到青海去走走，尽管我猜那儿的人，已经快要把老头忘记了。我要到共和县、到海西州、到藏回杂居的村庄、到那些得到他援助的孩子们中间去——我将在他修茸过的学校门前坐下，慢慢琢磨他的谜语。但那片熟悉的土地，能给我以有力的启发么？我直面着巨大的悖论和矛盾。尕才让、法土麦、王小红，还有东乌珠穆沁、白音古秀、新苏木——你们能帮助我弄懂“大亚细亚主义”，弄清什么是右翼、什么是志士吗？
一介之人，因时代大潮的裹挟，会走过弯曲的路。不用说政治，越是政治的迷误无法闪躲！但在冲淘的时间里，一些人内藏的精神会渐渐显示，最后在终点附近给人以震撼。被扬弃的只是政治方向，那气质和精神一定要挣扎，击败裹挟了肉驱的历史，成全一个自我的轨迹。
——大致讲过了服部的故事以后，我的日本涂抹记可以开始了。虽然也并非很合适，但这是一个引子。
2006年冬初作于普埃布拉
2007年初夏，改定于北京
张承志，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心灵史》、《清洁的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