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虚构与非虚构
作者：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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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想正面地描绘一下如何是“生活应该怎么样的”，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做虚构的人所以要去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是举《断背山》的例子，我看了《断背山》电影以后，觉得蛮失望的，因为我是先看的小说。看了小说以后，觉得这个小说真的写的非常非常的好。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不真实的小说，这些年来，我所看到的小说都太真实。它是很不真实的，我为什么说它不真实？它是写两个男子之间的情感，但是它一点都不想回答一个问题，同性恋是什么？小说一点儿都没有这个企图去回答这个现实的问题。你看她怎么描写这两个男子之间的情感，他们的情感发生在一个天气非常恶劣、地理环境也非常恶劣、粗劣蛮荒的背景之下，他们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总是让我们注意到那些非常笨重的皮靴，又厚又硬的牛仔布的裤子，布料，皮带上的铜扣，暗夜里马口铁的闪光，特别重，特别重。然后他们俩分别好多年以后重逢，他们拥抱亲吻，那么多的唾液，身体或者衣服摩擦的粗重的声音，他们两人在小屋子里做爱，房间里发出马粪的气味，精液的气味，烟草和烈酒的气味，都是很有重力感的东西。它也写到了其中一个牛仔和妻子的做爱，用了这样的词汇，稀软的意思，肌肤像水一样稀软。实际上小说一点都不想告诉人们同性爱是怎么回事，它只是想告诉人们一个，很重的，含量很大很大的情感，这种超体量的感情必须由两个物质感特别强的生物来承担。这就是“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
而电影太甜美了。两个演员那么俊俏，是典型的酒吧里的Gay，电影中断背山的风景是如此的明媚，两个人在山上奔跑则很轻盈，它又把它拉回到一个同性恋的话题上，而小说给你的不是一个同性恋的话题，根本和性别没有关系。它要创造一种特别有体量的爱情。这个有体量的爱情就需要两个人都是重量级的，从身体到情感，都要很强劲，然后是不可解决的压力，全社会都对你们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不是今天，必须在1960年代，同性恋会被人，甚至自己的亲人，活活打死。所以我觉得小说是在创造一种含量特别重的爱情。这个爱情让我再推回去看的话，它还出现在一部作品里，就是《呼啸山庄》。《呼啸山庄》里的那一对男女之间发生的并不是爱情，自然的力量是那么强，它必须选择最强悍的生命来担任它的对抗。这就是对爱情的最高想象，爱情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想象。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虚构，就是“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
（本文为作者在纽约大学东亚系的讲座，由刘卓整理）
附：讲座讨论
张旭东（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我真还没听够，就问个问题好让你再多说点儿吧。生活是怎样的和生活应该怎样的，这个话题还没有完全展开。你说到的那个前东德的作家代表团，现在都已经接受了生活是怎么样的。这里的含义可能是以新的形式去接受社会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把社会作为高于僵化的旧形式的、更为复杂和丰富的“事实的世界”接受下来，以便迫使人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其实是想从“世界是怎么样的”推出来一个形式，以便在形式中把现实复制出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当然也可以有形式上的创新的意义，也可能对一些陈腐的、常规的艺术形式有冲击。整个现代派、先锋艺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以一种非常主动的方式来做一个非常被动的工作，这就是以“审美”方式来试图跟上现代世界的发展，为被技术、商品主导的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新的时空经验和社会体验找到一个形式上的落座。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也想知道前东德的人如何在抵抗或者创造性地应对西德的冲击。今天在上海看到的商业化都市化的冲击，应该是王安忆近年来创作的一个背景。今天，你在这里提出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被这个生活已经是怎么样的问题决定着。更直接地说，你的那个“生活应该是怎样的”问题实际上或许就是对目前的客观存在的生活形式的一种质问、怀疑和抵抗。这是一个设问或者反问吧。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不接受、不妥协的批评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道德问题。
王安忆：不是道德问题，它千真万确是艺术形式的问题。艺术吧，尤其我们小说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它和现实靠的太近。如果是诗还好一点，诗说出来就不是人话，人不可能像诗那样说话，诗在形式上已经拉开距离了，不怕混淆。小说和电影是非常容易混淆的，像电影基本上已经承认了它们和真实是一样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讲的很有意思，他是搞绘画的，他说电影就是要把一个假的东西硬要做成是真的，我们则是把假的做成假的。小说是一个很有混淆危险的东西。它的语言就是日常化语言，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日常化的语言，每个细节、情节、故事，都是日常生活里发生的。小说真的是一个艺术已经走到极端的时候产生的物种，是在现实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这注定它和现实的关系非常紧密。
怎么去把现实和小说区分开来，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我觉得太难了，很不容易做到。我一直在怀念，也不能说怀念，我连怀念的资格都没有，我很羡慕托尔斯泰那个时代的语言特权，作家们有着指点江山的气魄，这气魄来自他们对语言的信心。在《复活》里面，托尔斯泰竟然让一个贵族走进了流放的队伍，他为了让这个贵族走进西伯利亚的流放的队伍，需要做现实的铺垫，就是找合理性——这个贵族因为曾经影响这个女孩的生活，使她堕落了，而此时他又正好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启蒙，产生了忏悔心理，决定挽救她，挽救一个已经定罪的刑事犯不那么容易，需要去走很多门路，因为俄国当时是一个文官制度相当完善的国家，于是他就在俄国的官僚机构里走了一个遍，把这国家罪机器解剖了，但是最终并没有达到改判的目的，玛丝洛娃还是要去西伯利亚流放，这时就有人建议他想办法让这个女孩子和政治犯在一起……托尔斯泰就是这样合理铺垫，其实就是为把生活推到“应该是什么”的境地——最后，刑事犯、政治犯、流刑犯、苦役犯，还有这个贵族，一起走在西伯利亚的荒野，这是一个救赎的场面，是人类自己救赎自己的场面。多么不可思议啊，可是托尔斯泰就有能力做到。
这个虚构的理想对我们小说有着很大的挑战，我们的小说一直在找合理性，事情开始的时候很清楚，我们找合理性是为了到最后的不合理。可是到了今天，合理性已经完全覆盖了一切，最后依然是合理性，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扫兴。当然，这话说起来会引起误解，容易归到道德，归到中国的意识形态，所谓留一个光明的尾巴，给人以希望。希望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我的意思还不止在此，我是要与现实区别开来。为什么要有艺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视野是那么局限，我们不可能看到全局。我听了几年，那鸟还在唱第一句旋律，我们很希望听它把全部的歌都唱出来，可是有没有那个福分消受，说不定我明天就要搬家了，说不定这个鸟就要死了。我们没有福分看到自然界一部完整的戏剧，所以要有艺术来模仿自然的手笔，创造另外一个空间，用人工的材料创造一部完整的戏剧。
汪静（纽约大学文理学院、东亚系助理研究员）：我这两天在陪安忆，偶尔提到过沈从文和老舍的写作的不同。安忆头两天透露给我这样一个观点，她认为沈从文是有更高的境界的，境界更高，而老舍相比起来，更像是普通人的生活。我当时很不能接受，我们课上已经读了老舍的作品，好像并不能说哪个作家比哪个作家境界更高，谁的艺术的追求更高，我没有那样想。刚才听安忆的说法，我突然有一个意识，老舍的写作的确是在告诉我们生活是什么，而沈从文是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俩的写作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