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虚构与非虚构
作者：王安忆
字体： 【大 中 小】
王安忆：我是觉得，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写的是真好。我常常觉得，资产阶级是一个对艺术很损害的阶层，它们创造了过于丰富的物质生活，而使精神价值贬抑，但是它们对艺术有一个贡献，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主义，它把“生活是怎么样的”挖掘的很深。说回到《骆驼祥子》，它不是在说祥子如何受盘剥，遭受不公正的命运，而是在讲一个劳动者是如何走向堕落的，这个社会是如何毁灭一个健康的灵魂。就像左拉的《小酒馆》中的那个女主角，她那么沉缅于吃，在吃的过程中堕落了精神，这不是在讲生活怎么从外部压榨你，而是如何从内部给消耗掉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一个老导演谈拍摄《骆驼祥子》（1982），演祥子的演员叫张丰毅，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导演叫凌子风，他就叫“祥子”拉着洋车在北影的那个摄影棚里跑，他说你一定要跑出喜气洋洋来，很骄傲的，你那么骠，你那么有力气，而且劳动是多么快乐，你能挣钱，还能租到一部洋车，一定要跑出喜气洋洋的样子。这真是让我觉得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刻，它让你看到生活表面之下是真相，真相下面还有真相，它是很有力量的。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是由奶妈、保姆、婆婆妈妈组成的，她们有她们的文艺生活，多是说故事。她们热衷的不外乎杨乃武和小白菜，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这些故事里面却有一个新文艺的故事，就是祥林嫂。她们很喜欢讲祥林嫂的故事。我从小听她们讲祥林嫂的故事，我听到的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寡妇，嫁了两个男人，将来到了阴间会被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一人一半，于是她就到庙里面去捐门槛，别人却还是不能够原谅她，觉得她不干净，一个阴惨的故事。等到我自己读鲁迅的小说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原来其中有那么强烈的启蒙意识，对祥林嫂是那么的不满意，不满意她的不觉悟。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它把生活的真相一层层的揭示给我们看，看到了底处。但这个主义的局限性也是在这儿，它只破不立，最后没有创造出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艺术就是要有另外的空间，在那里很多不真实的东西都变成真实的了。
有一年访问日本，探望了水上勉先生，当时他八十多岁，而且多病，第二年就去世了。他老是对我讲这么一句话：我是一个大骗子，我是一个可爱的大骗子。说的没错，我们就是骗人的人，在真实以外再造一个虚假，这是两个空间，两个世界，难度在于我们怎样把人通情达理地度到另类空间里去。
吴篁（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本科生）：虽然说是创造另外一个世界，但很多时候是和这个世界中正在发生的有关的，为什么要带读者去幻想另一个世界，你是这个意思吗？
王安忆：你用了“幻想”这个词，我同意接受。你觉得不应该这样？这可能是我和别人的思想方法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在文学批评的方式上，我会和人们发生严重的分歧。当我们的批评，在评价一篇小说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因为马路上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情是那样的。他们会从外边找一个条件来检测小说中的这个东西的价值。而我的方法是，首先把这个作品看成是封闭的，它自成一体，自有逻辑和定律，和外界没有关系，你必须用它自己内部的条件去检测它，它有没有做好，有没有自圆其说。我当然还是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创造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很容易接受生活中的事实，它已经发生了，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它一定是有理由，必须这么发生。可是你也许并不满意，你有权力不满意，我有时候就不满意，那你怎么样表现一个你满意的东西？“幻想”这个词我同意接受，但是我觉得“幻想”这个词，太简单了，小说要创造的东西要比幻想多很多很多内容，它比幻想有逻辑。我们现在就很矛盾了，我们要创造的那个东西是我满意的，但又是不真实的，可是又要用这个真实生活的逻辑去创造它。
吴篁：不可能不被现实生活所影响。
王安忆：对，这是很难摆脱关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特别有生气、元气充沛的作家，他就能做到。举一个例子，东北有一个作家，是我非常看好的一个作家，叫迟子建。她最近写了一个小说，叫《野炊图》。故事是这样的，在林场里有三个告状户，这三位各有各的冤情，很倔强，很执着，不屈不挠地告状。其中有一个女人，她的女儿在酒店做服务员的时候被一个官员奸污了，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只有一条内裤，不足以证明事实，就不能惩办那官员。眼看这个女儿越来越抑郁，生活没有希望，这个母亲能做什么呢，就是掖着这条内裤到处去告状，成了告状户。还有一个告状户，是一个立过很多战功的残疾军人，可是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养老和医疗，非常的愤怒，也是非常坚决的告状户。他的告状方式就是把他所有的军功章都别在一件旧军衣上面，穿上身去告状。还有一个年轻人，他的故事小说里没有做正面描述，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显然积蓄着不平的怒火。只要林场来了上一级或者再上一级的干部，他们就一定要到现场去陈诉他们的案情。这一天，林场里来了一个省里的干部视察。领导们就很发愁，这三个人一定又要去告状，这很难看，很丢脸，而他们是不能不管不顾的。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先把省里来人的消息封锁了，然后交办给一个年轻人，一个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你今天负责带他们三个人上山野炊去，带上酒，吃的，开上越野车，好好招待这三个人，要把他们留在山上。年轻人就照办了，他挨个儿接他们上车，说你们受那么多委屈，我要安抚你们，然后上山了。他们三个人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如此这般热情，但是风光那么迷人，酒也很醉人，小伙子那么亲切，三个人很开心，都喝醉了，东倒西歪在地上。你忽然就觉得他们这三个人就像折了翅膀的天使一样，而小伙子就是上天选定来安抚他们的手——小伙子照顾着他们，帮这个整整衣衫，那个摆摆身子，老军人尿了裤子，他就把尿湿的地方扯出来，好对着太阳晒干，他对他们生出了怜惜之心。当他照顾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这女人已经被她丈夫冷落很久了，因为是她给女儿安排的酒店工作，出了这样的事，丈夫自然迁怒到老婆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健壮的妇女。当年轻人走到女人身边的时候，绊倒在女人身上，然后他就把女人给睡了。事后他心里很难过，觉得侵犯了女人，可是她一直香甜地睡着。等终于睡醒了，天也晚了，他一个个把他们送回家，最后是送女人。他一直在想要不要向这个妇女做道歉，说对不起，是我喝多了。但万万没有想到，是这女人先开了口，下车的时候，她说，我喝多了。这个故事写的非常奇妙，这个男孩子觉得是他侵犯了她，结果是他安慰了她，大自然让他赠送了一个多么奇异的安慰啊！这三个受委屈的人，终于在这个野炊会上，从一个懵懂的小伙子那里得到了一些安慰。
我就觉得这个作品利用的是现实生活里的条件，但是它用这些现实条件勾画的是一个我几乎可以称之为童话的东西。好的小说就像是一个童话，但它是一个现实童话。
王璞（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生）：您刚才说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和现实应该什么样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您怎么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然小说是虚构的，那么这个中间，分寸感是什么？总是能看到这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而且刚才您也说了，在现实中可以做非常简单化的，情绪化的处理，那么这里面小说作为一种形式，它的力量，怎么从两者冲突关系间来理解？
王安忆：我觉得我们可能必须将现实重新梳理和编码，相信大自然总是会选择某一类人和事来承担某种特殊的使命，让我们相信不可能是可能发生的，也许就在某一个犄角里。现代的民主社会一个要命的事情就是，把什么都平均分配了，英雄也平均分配了，所以我们就找不到英雄，眼前都是芸芸众生。可是，也许其中就隐藏着某种变相，或者变成一个精神病者，流浪者，找不到工作的人，不合群的人……我们怎么去找昔日神话中的人物呢？大概只能遍地搜集了，聚沙成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