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虚构与非虚构
作者：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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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个作家，叫刘庆邦，他写过很多短篇小说，非常好。他有个小说名叫《血劲》，写一个矿工，他的老婆对他非常粗暴，很冷淡。为什么呢？原来这个老婆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当她看到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说，矿工娶不到老婆，她就非常激动，主动跑到矿区去，说我要嫁给矿工。领导当然很高兴，这是可以大做宣传的，中学毕业生都愿意嫁给我们矿工，可以证明矿工的价值。领导给女学生推荐了两个人选，都是先进工作者。第一个人选，是一个沉默的人，就是那种批判现实主义者，能洞察生活的真相，所以他不愿意娶女学生做老婆；第二个则欣然接受。然后矿里面给他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非常高兴，喜气洋洋。可是时间一长，这个女孩子就不高兴了，矿上允诺给她找工作一拖再拖，因为矿里没有多少女工做的工作；她还发现矿工真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人，生活相当艰苦；这一个男人呢又很窝囊。矿区的生活，平淡又无聊，慢慢的她就和镇上一个卖狗肉的人相好了，从此就对她丈夫很不客气，不让他碰她，绝对不让碰。于是在他们井下，就生出这样一种消遣，就是问这个丈夫，昨天晚上成了么，他呢总是表现得很英雄，好累呀，折腾了一夜，然后大家再把他揭穿了。在取笑他的时候，矿工们也在发泄对他的不满，那么差劲，那么窝囊，这样的一个老婆还不揍她。他们说你不是丢你自己的脸，而是丢我们全体兄弟的脸，我们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这个可怜的丈夫就说，你们等着吧，我一定要杀了他们。矿工们就激他，你杀呀。他说我刀都磨好了。可是他当然下不了手，他不是那种有狠劲的人。他的媳妇越来越放肆，公然地走进卖狗肉的铺子里去看她的相好。这时候当年那第一个挑选给女学生的沉默的矿工，他跑到狗肉摊子里去，和这一对狗男女说，你们收敛一点。向他们发出警告，他们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之后不久便发生了血案，这对男女被人捅死在床上。案情是很清楚的，因为现场留下了很多线索，很快就排查出结果了。于是公安局来抓人了，警察走在矿井下的巷道，那个丈夫忽然跳了出来，大喊大叫道，人是我杀的，你们来抓我。这时候矿工们一下子把矿灯都打亮了，照着他，他就在矿灯的光区里又蹦又跳，叫喊着人就是我杀的。这一个场面相当震撼，我觉得这就是英雄的变相。他自己下不了手，他怕血，他不能杀人，可他终于翻身了！我的意思说，在这里，小说至少是稍微地背叛一些生活的一般的合理性，普遍的合理性。我希望能稍微的背叛一点点，不要太不背叛了。
张旭东：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是什么意思？这不是道德问题，文学世界取材于一个既成生活世界，但又按照一种更高的逻辑展开。这两个世界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像是一张纸的两面，或是两个平行的宇宙，像日与夜、生与死、物质与反物质一样彼此依赖但又彼此对峙。真正的文学，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现实又颠覆了现实、看上去滴水不漏的世界一下子被某种比它更无形、但确比它更有力的东西贯穿了，注入了生气。在一瞬间，一切都反了过来，一种更高的现实，一种心灵的东西，压过了所谓客观现实，让它在理想的光线里变得完美了。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其实还是由一种理想的力量推动的吧。
王安忆：我常常在想，我们能不能有一点权力，就是要求发生一点点奇迹，我不要多，就要那么一点点奇迹。比如说，那个打电话的少女没有被焊割成碎片，而是到了某一个艺术者的工作室。我们只要这么一点点奇迹。
刘卓（纽约大学东亚系博士生）：我想问的一个问题还是刚才那个文学是关于生活是什么样，还是生活应该怎么样。您刚才提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时候，说到这个文学传统的贡献在于揭示了生活的真相，但是它的缺点在于不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来说这个“是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问题特别合适，卢卡契在他的文章《叙事还是描写》中讨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但他是将自然主义（以左拉为代表）和现实主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来对比，看法和您有一点儿不同。简单说来，他批评左拉而倾向于巴尔扎克，原因即在于自然主义过度注重于细节、心理和遗传学，特别是在左拉的小说中，而巴尔扎克是将人物放在社会冲突关系中来描写。左拉和巴尔扎克的作品的大背景都是指向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人的堕落、异化等，因为左拉只关注于细节的、静态的，所以他的小说只能是是什么样，这个生活一定是幻灭的、破碎的，而无法提供整个社会的全局，也就没有变革的可能性。除开卢卡契个人对于不同作家的审美偏好不谈，他对如何在小说中表达出“生活该怎么样”这个问题提了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要叙事，即将人物放在一个时空关系中，第二个则是作家需要有自己的坚定的意识形态。随着卢卡契的时代的远去，他的这个关于作家需要意识形态的观点反倒很容易落入概念先行的陷阱中，即在今天已经不会再太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之一。问题并不在于他的方案的不适用性，而是两方面，第一“生活该怎么样”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概念意义上的问题，它依然是虽被忽略却不能回避的问题；第二是发现了，至少在卢卡契那里，以理论的或者文艺批评的方式来说这个问题是说不清的。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生活该怎么样”的问题是如何在您的文学创作中被实践的？
第二个是个具体的问题，关于小说的开头。小说的写作中，开头特别重要。在您的小说中，这一点尤为明显。《长恨歌》的那个开头，张旭东老师的文章也曾特别的讨论过这个从上海的制高点来鸟瞰的开头。手头的几本书中，《桃之夭夭》、《启蒙时代》、《遍地枭雄》都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并且以回溯的方式开头。我想请问您写小说开头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王安忆：这是一个特别技术性的问题。尤其是我，我特别像一个工匠，我一坐到书桌前开始写作的时候，遇到的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包括你刚才说的第一句话怎么写。第一句话非常重要，它取决着你是不是要往下写。说得更技术一点儿，它意味着将要用什么样的节奏、语言、语气贯彻到底，从此一锤定音。决定要以什么样的叙事方式都是和第一句话有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具体到你一开始写，就集中了全部的注意力，以至于你把所有之前的思想上的准备都忘了。这是很可怕的，也是非常残酷的，技术的压力如此之大，就是，怎么写这第一句话。想好第一句话以后，你才发现你的思想准备还在，就在其中，暗暗地起着作用。
比如说，我最近的作品，这是可以拿出来说的，很多时候是不能说的，一旦说出来就不真实了。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说说，因为它是最近刚发生的，我还没有进行理论的武装，还没有用理论装饰的比较漂亮。这就是《启蒙时代》。我刚坐下来写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整个的状态是模糊的，而我并不希望太清楚的。如果太清楚的话，就好像没有什么吸引力往下写了，我需要悬念。最好状态就是从模糊状态中慢慢慢慢清晰起来，就像一片叶子，最主要的经纬先出来了，底下的细微的经纬也接着慢慢出现了，这是最好的状态。怕就怕没有旁边的支脉呈现，只有一根筋到底，你自己写的都没有意思，更加不能期望别人读的有意思。当我写《启蒙时代》，其实最早的题目是《思想者》。《思想者》这个题目是开宗明义的，它至少是告诉我，或者我告诉自己，我要写什么、要做什么，非常明确。可是这个名字似乎不太吉利，怎么都写不下去了。因为它太宏大了，太概念了。那些日子很苦恼，前年的一个夏天，接近夏末了，可上海还是很热，挺折磨人的。我就想放弃这个名字，从头来起吧，换一个线索，但我还是知道我要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于是，我就起了一个最最通俗的名字，《初恋》。我收缩了野心，就写一群青年人，青春期、初恋的故事。这个题目倒是蛮好的，一下子就写下去了，这些人一下子就开始活动起来了。名字有时候像第一句话，它让你知道从哪儿入手，排序如何。尤其是我，我是一个很写实的人，我必须从具体的情景入手，给我一个思想，我真是无从下手。当我写到大约三分之二的当口，脑子就出现了《启蒙时代》，此时大局已定，而当我用《启蒙时代》取代了《初恋》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在讲我当初的那个故事，而且越来越接近我的初衷。有时候文字的暗示性是很强很强的，文字有极大的暗示性。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我不能脱离文字思想，我必须一边写一边思想，语言它会把你的思想外化，对象化，思想就有了实体。你叫我坐在那儿凭空想，都是一片模糊的，只有当我拿起笔，文字出现了，事情才变得清楚起来。我可能说的太神秘，其实就是一个匠人的工作。这个匠人，比如说木匠，他必须有家伙在手里才知道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