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政治的疏离与回归
作者：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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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近三十年左右的政治疏离，可以从两个视角加以分析。一方面，从政治疏离的实践蕴涵上分析。政治实践的转变与人们到底是政治亲合还是政治疏离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当政治实践将人们紧紧捆绑在政治世界而不能松动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只要有政治的些微松动，人们就会厌恶给他们带来太多紧张感的政治生活。1978年前的三十年，政治是集聚中国人的唯一力量。这种力量在中国人建立现代国家的革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革命后的社会中继续其紧张状态，恰恰成为人们厌倦政治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政治疏离的理论蕴涵上分析。政治观的转变以政治实践的转变为前提。但政治观也无疑具有影响政治生活的作用。现代社会的政治观本来应该是多元的，具有选择余地的。当人们对于政治价值的了解仅仅限于一种政治价值的时候，人们只能相信这种政治价值及其行动模式。当人们有了了解多元政治价值观念的契机的时候，政治观的突破与重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价值的冲突成就了今天中国人政治观的多元景象。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
人们心理上对于政治的厌恶和行为上对于政治的疏离，并不等于政治也就远离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人类生活本质上注定就是政治生活。因此，疏离政治仅仅显现出人们对于既有政治模式的疏远，他们必须致力于寻求新的政治生活模式。就此而言，政治疏离其实就是政治生活模式变化的标志。对中国人来讲，正是政治疏离导致了近三十年政治生活与政治观念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三个截面、四个视点进行解读。四个视点分别用以审视三个截面的当代中国政治观。三个截面是：政治形态从解放政治演变为生活政治，政治认知从街头政治变化为书斋政治，政治目标从权力政治推进到权利政治。四个视点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政治观变化的历史起点、演变状态、变化趋势与未来走向。
中国人政治观最为直接的变化，就是政治形态从火热的解放政治转变为冷静的生活政治。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乃是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分析现代政治变迁的一对概念。它以解放政治来概括启蒙运动以来居于主流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形态的主要特点是，在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上，以对于科学和民主的追求，实现个人自由的目标。解放的具体目标因应于总体的追求，一方面呈现为科学精神所要求的将人类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类能够建立起不依附于自然的人化自然，进而打破那些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习俗、惯例和宗教权威，以人的眼光来审视人类。另一方面表现为以民主精神冲决传统政治制度，将贵族统治、等级秩序和血缘政治等政治形式的合法性剥去，使人们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用民主的规范方法进行治理。解放政治体现出的精神气质，就是征服自然、解构传统、推翻专制、追求正义、崇尚自由。所谓生活政治，则是指在反思启蒙主义政治的基础上形成的替代型政治模式。生活政治以解放政治的发展为前提，解放政治到了晚近阶段，它的威力与危害逐渐呈现，使得人类的政治形态必须进行调整。生活政治就是选择的政治、决定的政治和认同的政治。它所达到的目标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性基础上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它能够通过深度生态伦理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生殖伦理和家庭价值解决好两性与家庭的关系，通过全球化处境解决好人类合作与协商的民主问题，通过个人认同与反思解决好人对自己、对别人和对动物的关系，通过告别非左即右的思维解决好政治道路的选择问题。换言之，生活政治的理念促使人们积极面对“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从而将解放政治致力的寻找生活机会，转变为生活政治注重的确定生活方式。
吉登斯的这一分析架构，对于解释近三十年中国人政治观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具有指引作用。解放政治是分析中国现代政治观的历史起点。从十九世纪末肇始的中国现代政治，乃是西方启蒙主义直接推动而形成的政治形态。晚清的革命与启蒙政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国民党将启蒙政治观作为政党意识形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启蒙主义的直接产物。在政治的具体运行过程中，党完全以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为使命。即使从“解放前/后”的年代学辞藻也可以看出，1949年之后，由于是解放之“后”了，因此以高涨的政治热情将全民投入到打破传统、飞跃发展和理想目标的社会运动之中，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过程体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状态——从政治理念层面上讲，就是要“破四旧”，就是要将“封资修”的一切陈旧政治文化加以扫荡，就是要树立全新的社会主义新政治文化观念。这种致力于建立全新政治文化观的尝试，构成解放政治的观念基础。从政治过程看，解放政治一直诉诸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展政治活动。因此，解放政治对于群众运动有一种近乎迷信的精神状态。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就发动了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后来接着又发动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山呼海啸的群众运动。这就是吉登斯所讲的寻求生活机会、追求平等状态的解放政治理念支配之下的政治行动。在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中，一切旧的政治观念、政治动员方式、政治行为模式，统统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解放政治动人心弦的口号。绝对反传统的运动式政治成为政治活动的基本模式。对峙性的政治斗争成为贫民百姓的家常便饭。底层情结成为反对传统、反对秩序的心理基础。一哄而上的战争式经济成为建设人工自然的基本进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成为绝对单一的政治主题。大民主、高调民主或直接民主的期待成为单一的政治愿望。这当然是现代政治运行模式，但绝对是解放政治的运行模式。
1978年以后，随着执政党对于斗争哲学的放弃，以及执政党直接启发和推动的“拨乱反正”的政治反思运动，人们逐渐放弃了解放政治的理念，生活政治的理念出现并慢慢地壮大。在改革开放的口号支持下，人们对于解放政治的热切期望幻灭了。反思解放政治的得失，成为1978年以来的政治思考主调。虽然这种反思具有官方与民间两种声音。但前者对于毛泽东晚年热衷于解放政治所进行的批判，无疑鼓励了后者对于解放政治的摈弃。一方面，原来解放政治观的主题之一——战胜自然，获得人类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理念，还在继续支配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但另一方面，人们逐渐开始对于或者采取政治手段、或者采取经济手段的解放政治表示担忧。虽然这种政治观引导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曾经如此令人鼓舞。然而，它所支持的阶级斗争与经济发展，毕竟给中国人带来了双重的影响：既使中国人发现了政治斗争的火热（今天仍然让少数人士无比缅怀）、经济跃进的惊喜（今天也仍然让无数人为之津津乐道），也使中国人发现了解放政治的可怕。这种可怕，既体现为阶级斗争的红色恐怖，又体现为经济发展的惨重代价。于是，在经济领域的解放政治运行了二十余年之后，执政党领袖们提出了更接近生活政治的理念——我们要树立科学发展观，要建立节约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要开创环境友好型经济，要追求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和谐社会。这无疑是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政治力量对于制约中国人政治观的解放政治的正式放弃。它也就此全面开启了当代中国人生活政治的思维与行动。
首先是中国人对不同于政治领域解放政治的、经济领域的解放政治，进行了批判反思。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反思。首先从1988年何博传出版的《山坳上的中国》开始，到1998年出版的《现代化的陷阱》掀起高潮，解放政治化的运动型市场经济受到普遍的批评。同时，人们开始对于环境问题发生了深深的忧虑。环境保护成为了中国的政治问题。由松花江污染事件导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辞职，引发了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绿色政治思考。一时间国内环保运动引起了人们高度的关注，而绿色政治的理论出版物充斥坊间。绿色GDP的提法也成为替代传统GDP的一个时髦辞令。从经济领域的生活政治理念扩展，女性主义开始启动中国人关于两性关系的重新建构思路。性别政治在中国长期以来不是一个政治话题。革命将性别问题完全悬搁起来，“革命同志”关系结构将性别问题放置到了解放政治的高度加以汰除。生活政治的理念启动了人们对于性别问题的思考。李银河关于女权、关于同性恋、关于换妻的言论，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而核心家庭的普遍出现、包二奶现象的频繁发生，使得家庭伦理问题就此成为大家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些生活政治的话题完全不是解放政治的宏大叙事所可以想象的。再次，网络事件对于人们的权利思维发生酵素作用。网上虐猫事件、网上虐狗视频，让中国人义愤填膺，从而启动了中国人关于动物权利和衍生的人道主义的政治思考。与这些变化相关，中国民主进程的困境，让人们重新寻求民主的进路。协商民主理念开始流行。第三条道路的吉登斯式生活政治理念引起对政治观念问题感兴趣的人们的高昂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