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政治的疏离与回归
作者：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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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疏离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心理与行为习性。这里有三个因素值得重视：一是造成人们政治疏离的直接原因就是人们对于他们熟知的政治生活形式的厌恶。不断革命带来的解放政治、街头政治与权力政治，使人们在国家权力体系建构起来以后还不停歇的运作，日益感到倦怠。这种厌恶而导致的疏离，不是人们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或政治强制就可以改变的。另一方面，政治疏离是因为人们认为政治已经没有改变他们生活状态的功用的明确显示。当一种政治形态无法让人信服它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原本激越人心的政治就逐渐丧失了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聚集力量的效用。人们对于这种政治的兴致就会逐渐淹没于对于这种政治的失望之中。再一方面，政治疏离是由于人们有了替代性的选择和出路。构成现代社会的多重因素在革命政治的年代一直处于被政治同化的状态。到了后革命情景中的时候，此前被政治遮蔽的经济、社会、文化、传统、习俗、教育等等社会因素纷纷独立显示自己的社会功能，于是，政治就不可能再力压“群芳”，独秀于林了。
政治疏离不是正常的政治生活状态。它只是象征着一定时间与空间条件下特定的政治形态没有政治认同感，让人们敬而远之而已。而且这种政治疏离发生之前，人们对于这一政治形态甚至处于一种热情高涨的状态。但是，这种政治形态需要的是连续高涨的政治热情。这是人们无法维持的政治心理状态。因为对和平社会的人们来讲，政治生活的起伏跌宕、高潮低潮是一种政治心理调节的必须。缺乏这种周期性特点的政治生活形式会很快耗费光人们的政治激情，将人们驱赶到一个政治冷漠的境地之中。但政治必定是要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中间。因为政治是人类生存的方式，而不是人类可以逃之夭夭的随意选项。将政治看作“众人之事”就意味着政治始终会纠缠着人类。
只是促使人们回归政治的动力、回归政治的状态、回归政治的目的，对于不同的疏离政治的状态，会有不同的显现情形。就中国近三十年的情形来看，回归政治，不是基于人们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政治冷漠之后，对于政治又有了热切期待的心理需求而回归的。中国人回归政治的动力是来自于切身的感受和现实的需求。在革命政治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开始生活政治航程的时候，人们曾经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具有了完全脱离政治生活，而安心经济生活的能力，而且对于自己信心满满地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政治难题怀抱着一种丝毫没有疑虑的信念。但是，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人谈论自己走过的不长的生活政治道路的时候，发现他们并不是上帝独宠的对象。西方付出的生活政治代价，中国人也照样付出，而且偿付得似乎更多更沉重。这个时候，对于政治就有了一种变换形态的新需求。与此同时，人们告别了一个单纯的革命政治时代，进入了一个远较革命政治时代复杂多变的生活政治、权利政治时代，面对政治生活的茫然感，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个转型社会的政治问题。书斋政治就是这样出台的。不是人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忽然具有了思考深刻的政治理论问题的闲情雅趣，而是因为人们必须解释他们政治处境中的诸种此前从未经历过、从未思考过的政治理论难题。政治解释的现实需要促使人们介入政治致思的空间，开始政治话语的竞争性阐释。与这一点相关联的变化就是，当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从完全依靠国家改变为几乎依靠自己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处境和生活状况的关注，就远远胜过对于国家权力安顿问题的关注。他们对于自己家里那几间破屋的处理、对于保安对待自己的态度、对于物业管理公司收受了管理费用之后的管理绩效，就无比挂怀。他们这个时候对于权力的高度警惕，不是来自反腐防变、反帝防修的政治意识形态驱使，而是来自斤斤计较的个人利益得失。这是一种极为真切的政治生活，极为现实的政治回归。
今天中国人回归政治，不是执政党意识形态从上至下政治动员的结果，也不是国家需要公民关心政治以便聚集国家力量的产物，更不是某个领袖人物个人魅力感召的社会回应。政治的回归，绝对是社会多元进程开始，人们各自寻找政治理念支撑自己的社会生活的需求的结果，绝对是人们发现了个人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力的结果。中国人回归政治的方式，也就显示出某种独特性。首先，回归政治不是回归革命政治时代的政治领袖登高而召、人们应声云集的群众政治。回归政治，回归的是基于个人处境和生活需求的实际政治。政治理想具有的号召力远远无法追赶政治利益的驱动力。从臣服魅力型政治领袖、到仿佛沉浸于政治传统、再到建构一个法律主治的现代政治社会，人们追求的是契约化、法治化的规范政治生活目标。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类型的选择，已经构成今天中国人观察政治问题的核心内容。其次，中国人对于政治的回归，不是回归到一个道德热情高涨的年代，并以这种道德热情来支撑整个政治大厦，而是回归一个国家中立地保护每个公民生命、财产与自由的现代制度化状态。这种回归，带有告别现代中国人顽固地守住支流政治、努力进入现代主流政治形态的意味。中国人之从人文精神的召唤、进而到道德理想主义的反思，最后落脚在制度建构的界面，就很好地显示出中国人对于现代政治制度化取向的一种把握能力。再次，中国人回归政治，不是回归长期以来建立在特殊主义、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中国的”现代政治，而是回归建立普遍主义、普适规则基础上的“现代的”政治。中国人近代以来对于政治的认知，大多建立在抵抗人类核心价值，张扬民族特殊价值的基础上；大多建立在拒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人治观念平台上；大多建立在拒绝个人理性而服从政治领袖号召的行动模式基础上。而回归现代政治，就势必要求中国人回归人类核心价值，将自己视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而不是人类必须俯首称臣的大同领袖；并且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些普适的政治价值与制度安排作为自己政治发展的目标；进而将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希望建立在公民行动的基础之上，拒绝所有脱离自由民主政治的政治诱惑。这样，达成一个中国人进入现代状态后一直没有成功达成的现代政治共识。
中国人回归政治，必须杜绝回归非理性的政治的可能。现代政治是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割的政治、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法治政治。因此，中国人回归政治，应当在政治实践中养成从事现代政治的德性。理性协商的政治而不是区分敌我的政治，构成为今天中国人建立现代政治生活模式的必然选择。对于那些长期感染人的煽动性政治理念、运动式政治模式、人治化政治行动、反社会的政治图谋，中国人应当有基于现代政治信念的排斥能力。而对于那些可信而不可爱的商议性政治理念、协调型政治模式、法治化政治程序、融入式政治活动，则有必要加以联系、加以巩固。这，也许就为中国人真正进入现代政治天地奠定了政治观的基础？！
任剑涛，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权利的召唤》、《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