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政治的疏离与回归
作者：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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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政治观念在生活政治形态中扎下根来。解放政治关于人的政治设定仍然还在发挥作用，但是，生活政治业已成为今天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调。这大概是所有后革命社会的政治宿命。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经历的从解放政治转变为生活政治的状态，今天中国人也逃不出这样的历史处境。这是中国政治观变化的趋势。而这就注定了未来中国回归政治的走向。
从街头政治到书斋政治
随着中国政治形态的转变，政治认知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最简单明了的概括就是，中国人的政治观正从街头政治演变为书斋政治。
中国现代政治是从街头政治现象获得重要认知资源的。街头政治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它指的是解放政治之诉诸武力的极端政治形式。极端的街头政治就是阵地战和街垒战。温和的街头政治则是群众游行示威和街头政治宣传。前者作为暴力革命的基本手段，构成为街头政治的非常态形式。后者作为暴力展示的方式，构成为街头政治的常态情形。中国现代历史上，除开战争年代以外，街头政治主要是以群众示威与政治宣传的形式为人们所认识的。反过来它又促成中国人的政治认知观——中国人长期以来以为的政治就是绝对行动导向的活动形式就是这么形成的。1949年以后，非常态的战争式街头政治在国内不必上演了。因此，国内街头政治就主要是以温和形式进行的。尤其是在政治运作的主要空间——城市，就更是如此。
街头政治与解放政治具有相互衔接的关系。人们之涌向街头，展示群众的政治力量，就是因为解放政治观需要的就是街头政治。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哲学，就是一种付诸政治行动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书斋雕琢的理论创制。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就具有街头政治的操作习性。执政党与国家每遇政治大事，便号召群众大规模集会游行，以显示人民群众的力量。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街头政治更是繁衍为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经常性政治行动。从《炮打司令部》引发的群众街头政治，甚至演变为解放政治的暴力对抗形式。红卫兵的大串联、街头的文攻武卫、群众的游行示威、街头的政治谣言，将街头政治推向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自由为街头政治提供了宪法支持。“斗、批、改”则鼓舞人们以街头显示力量的方式对付权势人物、错误思想，“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街头政治景象，只有在恩格斯亲自参与的1848年的街头政治中才能想象。1976年的“四五运动”成为“文革”时期街头政治的顶峰。此后，中国的街头政治让位给国家权力政治。人们走上街头进行政治运动的方式，既在宪法取消“四大自由”上受到限制，也从“有序参与”的政策制定中遭到抑制，更从街头政治的官方导演上遭遇改变。这已经显示，街头政治无法再继续下去，而必然选择另外的空间作为政治发泄的场所。街头政治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官方所厌恶的政治形式了。群众自己也对街头政治的演练不再具有热情。街头政治终于落定为书斋政治。人们开始在书斋里进行政治“较量”。“改变世界”的政治回流为“解释世界”的政治。
中国当代政治观之从街头政治演变为书斋政治，可以从以下一些变化迹象上得到印证——
从试图为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辩护的中国新“左”派的书斋化，我们也可以发现街头政治蜕化为书斋政治的理论轨迹。中国新“左”派的兴起，具有实践上和理论上的特定来源。从实践上讲，新“左”派起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政治变迁中某些特殊信息的敏锐把握。他们发现了中国改革的三重特殊性：执政党对于原来的解放政治理念与行动的否定，并没有全盘扫除的举措。中国对于市场经济的实践，并没有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路线，但却成了全球化浪潮的赢家。中国出现了针对社会分化、制度性腐败与生态危机的批判者，他们承担了刺激思想活力的责任。（文韬：《对话汪晖：创造独立思考的批判空间——〈读书杂志与中国思想十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7月9日）由此他们试图开创“反思性批判”的空间演变为重建“左”派社会政治理论的书斋活动。他们将西方新“左”派理论引进中国的社会政治话语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举措进行理论审判，对于启蒙主义话语进行毫不留情的否定性批判，对于各种政策的设计进行书斋的理论推演，对于国际上的同道加以有力的宣传引介，对于全球化的进程加以抵制性的审视，总之，新“左”派完全将左翼的“武器的批判”传统转变为“批判的武器”的决断。街头化的“左”派政治走向了书斋化的“左”派运思。
从1998年开始“浮出水面”的自由主义自我确定的“书斋里的革命”，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街头政治丧失理论支持、走向书斋政治的痕迹。长期以来，在革命政治和革命理论的映照下面，自由主义在中国可谓是声名狼藉。自由主义的书斋政治理念之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浮出水面，是因为中国的革命政治、街头政治走到今天，确实需要一种足以保障社会稳定的政治智慧。从现代政治史来看，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没有提供这种政治智慧。于是，既反对激进革命、又反对消极保守，既反对国家独大、又反对无政府主张，既反对政治特权、又反对暴民政治，既反对专制主义、又反对直接民主的自由主义政治智慧就此具有登上中国政治思想舞台的理由。在一个解放政治之后的生活政治氛围中，不是获得社会机会的革命具有号召力，而是保证生命、财产、自由的选择生活方式的政治具有影响力。新“左”派的批判性反思确实具有它的时代针对性，但是它却不具有建设一个生活政治的理论体系的向心力。自由主义就此表现了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的理论品格。执政党原来以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煽动政治造反的理论，但现代政治史表明，自由主义是一种建立秩序生活的观念体系和制度建制。自由主义浮出水面，新“左”派本能地反感，两者之间展开了数年的理论争执。但是，自由主义一方面并不是像新“左”派指责的那样完全为现实辩护，也不是像此前的政治领袖那样认为的与革命背道而驰。它显现出一种审慎的政治建设态度，以一种“平静的坏心情”看待世事，以一种“有话好好说”的方式对待政治争端，以一种“书斋里的革命”看待当代中国政治的变迁，（参见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文选》，文集中所收相关题目的文章，形象地表现了自由主义者的书斋态度。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致力为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提供实在的理论支持。
从知识影响甚巨、观念反应颇为强烈的极右翼思潮的古典主义宣示，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中国书斋政治兴起所具有的特殊趣味。极右翼的政治理念在今天的中国明显区分为两个支流。一个是来自西方脉络的宣示哲学王式的统治理念的政治观，一个是来自于传统中国儒家的当代政治儒学建构。前者以刘小枫为代表。后者以蒋庆为象征。刘小枫近年大力张扬斯特劳斯的“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他对于施密特反对自由民主政治的政治理论的推崇，与其说是直接用来反对现代民主政治哲学，不如说是用来为斯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出场扫清战场。他真正推崇的是后者。一种对于大众民主的严重不信任态度，引发了刘小枫对于中国人崇尚的现代自由民主的担忧。这是有道理的。只是他对于一个尚未到来的政治运作模式的担忧的提前量太大了一些。刘小枫基于对自由民主既不能有效组织成功的政治行动（以施密特对于自由民主的批判为根据），也不能深入领悟政治生活的奥秘（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为资源），试图申述似乎能够完全遏止住自由民主政治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古典政治哲学理念。为此，他试图将古典中存在的绝对价值挖掘出来。这构成为他整理古典的动力。他编辑的西方古典注疏，他整理的古典政治哲学著作，致力开掘的都是书斋里潜藏的政治信念。“我以前学知识分子，躁动不安得很，如今学孔子整理古书，不学‘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心反倒安顿下来。”（刘小枫：《天不丧斯文——“经典与解释”主编刘小枫访谈》，《南方周末》2007年5月24日）蒋庆对于“读经运动”的提倡、亲身参与、理论辩护，也显示出一个重建“儒教中国”的学者对于书斋工夫的政治效用的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