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政治的疏离与回归
作者：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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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代政治理念的竞争历史来看，革命社会的解放政治理念之高下，基本上是在战壕里和街垒上见分晓的。但后革命社会的生活政治理念竞争，则多数是在书斋里分出优劣的。解放政治理念引导的是权力争夺，诉诸的是你死我活的战斗。而生活政治理念引导的是权利较量，诉诸的是知识竞争。在从街头政治演变为书斋政治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观正在受到多重价值和多元观念的影响。
从权力政治到权利政治
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存在形态与政治认知方式都在发生转变，这也就注定了中国人的政治行为模式必然相应地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显示为从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变迁。
1949－1978年的中国政治行为模式，是一种显见的权力政治模式。中国的权力政治，不是如何驯服权力的政治，而是如何建构权力的政治。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权力体系的涣散状态具有密切关系。1840年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体系一直处于难以聚集国家力量的状态。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尽管有形式上的中央权力机构，但内有军阀割据、国内战争，外有列强威胁与日本入侵，国民党的政权实际上是乏力的权力体系。1949年以后，一种国家权力的危机感支配下的政权建设一直影响着权力思维。建立现代国家的“共和国”机制实际上从来没有深入到政党首长与国家领袖的脑海。
但是，单纯着眼于国家权力政治的建构，并不能有效地巩固国家权力体系。相反，当执政党将国家权力体系放置到政党领袖手里的时候，国家权力恰恰处于日渐衰落的状态。1976年的“四五运动”就典型地表明脱离了权利基础的国家权力体系的不稳定。1978年开始，权力政治的惯性思维还没有完全终止，但是权力政治观念已经开始动摇。首先是邓小平表达了改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看法，启动了人们对于“文革”时期以孤立眼光看待党和国家权力问题的反思之门。接着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启发人们思考权力下放，也就是政治对于经济控制的松动具有的积极效果。再接下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促使人们看到权力政治的弊端，看到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互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于是，中国人的政治观围绕权力与权利两个维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即使是原来颇受重视的权力政治，这时候也有一个全新的审视和重新的建构。国家权力上的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个人权力不受控制的问题，家长制、终身制的问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党国家化问题，重人治轻法治问题，受到试图重建国家权力体系的人们的重视。另一方面，权利政治意识开始萌芽。党内民主启动了普通党员的权利思维，人民民主启动了人民如何当家做主的思考。但整体上说来，这个时候的政治模式还停留在具体构想权力改革，抽象对待权利安排的状况中。
权利政治的兴起与市场经济的发育发达有密切关系。权利政治的运行形态与权力政治的运行形态具有极大的不同。从观念政治的视角看，权利政治表现为公民个人自由辩护的观念。从政治行动角度来看，则表现为从个案出发争取制度改进的理性运动。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看，维权政治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表明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正在结合。具体说来，由于市场经济启发了人们对于切身权利的考虑，权利哲学开始深入人心。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权利思维特别活跃起来。政治思想家们开始为权利进行辩护。权利与权力的相对性特征受到重视。权力具有的暴力性、征服性、体系性和主动性，与权利具有的和平性、协商性、分散性与被动性对应存在。现代政治观念中建立于捍卫权利、控制权力的权利哲学基础上的观念受到阐扬。宪政民主的观念开始在民间传播。政治学的权利阐释开始受到政治学家的青睐。人们强调，对于公民个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应当成为国家的要务。哪怕公民个人的财产仅仅是一座破茅屋，那也必须受到官员的尊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权利观念逐渐成为中国人认识政治生活的轴心理念。而基于阐释权利观念的自由主义书籍、宪政民主译丛、法治理论著作，大量涌向市场需求量极大的中国社会，以便满足人们对于权利认识的迫切需要。
与此同时，从一些个案出发建立权利保障机制的社会政治事件开始出现，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孙志刚案件导致的国家部门法规的制定。由于蔑视公民权利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导致孙志刚被打致死，首先是媒体披露了整件事情的经过。接着是法学博士生对于收容遣送条例的质疑，再就是法学专家、人大代表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止收容遣送条例。经过这样的努力，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终于制定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并征求相关法学专家的意见予以颁布实施。而如果将限制国家权力看作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必要条件的话，通过个案来制约曾经是无法控制的国家权力，就更是最近数年权利发展的一个标志。松花江污染事件使得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引咎辞职，也是这类事件的一个典型代表。
权利政治兴起最具有意义的，还是近十年的公民维权活动的蓬勃发展。这中间引人注目的事件首先是城市改造过程中的房屋拆迁引发的公民维权活动。中国的城市居民曾经是最老实的居民群体。但是，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有的老旧房屋被强行拆迁，为了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组织起来，或采取各种不同方式，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努力行动。一些刚刚购买房产的城市居民，受不良房地产商人不法经营之害，要么陷于房屋面积缩水之困、要么陷于随意安排物业管理公司之灾、要么陷于保安滥用暴力的不安。他们就此团结起来，诉诸法律手段，要么申请法院判决赔偿、要么依法转变物业管理机构、要么呼吁社会谴责组织暴力。权利观念在切身利益的召唤下，迅速发生、发展、壮大。
我们远远没有完成建构权利政治的任务。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处于同等重要的建设位置。如何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中国人建构起现代政治观必须处理好的三大主题。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已经从权利政治演变到了公益政治，此说缺乏现实支持理由。（参见俞可平：《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社群主义》，载《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我们不得不申述的权利政治观，乃是绝对重要过公益政治观的现代政治理念。因为，离开了权利的公益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当然权利政治观与权利政治的成熟运作还不在一个层面。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申述权利的政治观是运行在政治观念层面的事情，这种观念还处于一个发蒙的状态。至于权利政治的操作，则更是处在一个发芽的阶段。只不过人们渐渐明白，权力问题的重要性绝对无法掩盖权利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从两个对应的视角同等对待权力与权利。权利政治观就此注定要在权利政治的逐渐成长过程中逐渐成熟。
政治的回归
生活政治、书斋政治与权利政治推动中国人回归政治，生活政治给人以政治无处不在的现实感受，书斋政治渲染着政治理念的当下作用，权利政治直接启动着人们的现代政治思维。
政治回归是以政治疏离为前提的政治过程。近三十年中国人都处在一个疏离革命政治的状态之中。但是，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强势作用于人的时候，人们对于革命政治的疏离仅仅是一个政治心理的运动而已。只有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自身明确表示要疏离自己的革命政治传统的时候，民众的政治疏离才成为一个显见的社会政治状态。当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的执政党领袖公开号召自己政党要从革命党演变为执政党的时候，人们受到这种政党现代定位号召的鼓舞，开始确信原来视之当然的政治形态的正当性还具有它的“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