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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疏离与回归
作者：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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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中国近三十年（1978—2007年）的变化，经济层面最为引人瞩目，而政治层面以追求稳定留给人变化不大的印象。其实，分析起来，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变化最为深刻的还不是经济领域，相反是留给人变化不大印象的政治领域。从政治变化既是中国经济领域变化的推手，又是经济发展的引力来看，中国的现代变迁总是由政治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缺乏了政治转轨，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因此，我们要想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就不能不透过中国政治变化的帷幕，方得以窥见转轨经济变化背后的转轨政治真相。否则，我们就会浮在经济现象的表面，肤浅地描述物质数量的巨大增长，单纯的经济体制的变迁，而省觉不到中国社会由政治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从总体上讲，中国政治的现代变迁，在外在形式上经历了一个从疏离政治到回归政治的过程，而在内在构成上则经历了从革命政治到发展政治的变化。这中间显现了三个重要的演变截面：中国政治从解放政治发展到了生活政治，从街头政治演变到了书斋政治，从权力政治进步到了权利政治。正是这些变化，使人们从疏离革命政治变化为回归发展政治。政治的疏离与回归的历史过程，就此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与政治变迁相伴随，中国人三十年来的政治观也相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两者交错作用的双线描述与分析上，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中国近三十年政治生活的时代画卷。
政治变迁与政治疏离
中国政治的变迁，直接开启了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变的大门。政治的变迁，不仅启动了政治自身的重大转变之门，也推动了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方式的变化。这是因为现代经济的存在形态始终只能是政治经济形态，而不是脱离了政治的、孑然独立的经济形态。因此，从近三十年中国政治转变的视角切入，我们就可以管中窥豹，通观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
中国政治的这一变迁，是从现代支流的政治运行模式转变为现代主流的政治运行模式。因此，这一变迁不是某种政治功能的调整，而是艰难的结构转变。结构性的中国政治变迁，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认识：其一，垄断性政治力量自我存在形态的政治转变，构成为近三十年中国变迁最引人瞩目的变化。从前二十年来讲，这一变化显现为垄断性政治力量对于市场空间的让渡。从近十年左右的时间看，则显现为垄断性政治力量对于社会空间的让渡。而在此之前，垄断性政治力量对于中国社会所有资源一概采取不容商议的、绝对垄断的姿态。虽然建国之初垄断性政治力量曾经尝试与其它政治组织分享国家权力，但那只是它羽翼未丰情形下的权宜之计。到了1950年代中期，当垄断性政治力量认为自己足以真正垄断中国社会一切资源的时候，便毫不客气地将原来处于合作状态的政治力量全数驱赶出政治权力领域。垄断性政治力量就此以领导一切的方式对国家、社会和市场权力悉数包干。这个时候，经济绝对是政治化的经济，文化绝对是政治化的文化。“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但在1978年之后，这种高度的政治垄断在垄断性政治力量的自我调整中终结了。原因很简单，面对偌大一个中国，一个垄断性政治力量几乎没有任何可能长期维持独断的政治控制局面。这种控制的成本几乎是一切现代组织，不管这一组织如何垄断资源，都无法长期支付得了的。并且，即使一时掌握有无比丰富的垄断资源，它也无法与不确定的自然状态与同样不确定的政治状态相抗衡。在这个意义上，1978年是垄断性政治力量自己自觉地终结垄断性控制的年份。这就给政治观的转变提供了最现实的条件。
其二，中国政治运转基本方式的变化，是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变化。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社会生活都放置到阶级斗争的天平进行衡量，是1949—1978年中国人的基本政治生活方式。在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形成了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不断革命论将一个革命社会拖入了极其倦怠的状态。“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种革命，既是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因把握权力的紧张感带来的，也是执政党本身的政党伦理——斗争伦理所注定的。因此，阶级斗争既成为继续革命论的实践形态，也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狂热的阶级斗争偃旗息鼓，构成为中国政治生活显现活力的前提条件。执政党在1978年宣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结束，等于宣布了温和的政治运行模式的开始。邓小平强调，今后不是完全没有社会运动，但起码不是1978年前那种动辄调动千百万群众投入其中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而只是小规模的、波澜不惊的运动。从1978年以前动荡的阶级斗争岁月转变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追求宁静局面，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三，从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迁移。1978年前的中国，一切行动总是以政治的名义；1978年后的中国，一切行动大致是以经济的名义。这个时候，政治是经济化的政治、文化是经济化的文化。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系统都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来显示自己掌握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为此，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系统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唯GDP思维的成型，就是这种转变最为鲜明的标志。地方政府几乎完全以GDP作为政治动员的指挥棒，就是这一转变的实际体现。执政党和各级政府以求在GDP高速的增长中获得政治上更为雄厚的统治合法性资源。从绝对的政治中心转变为绝对的经济中心，也许还不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现代转变，但是，相对于既伤害社会肌体、又损害国家发展的政治中心观来讲，这种转变还是一种进步。
其四，执政党及其国家不再构成为社会整合的单一核心力量，国家、市场与社会开始各自按照自己的固有轨道运行。1978年以前，一元化的领导推动形成了一元化的局面。国家将现代社会结构的另外两元——社会和市场，吞噬掉了。国家与地方层面高度集权的刚性计划，使得社会与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急遽萎缩。在国家能够有效垄断资源，并有效地调拨到需求资源的地方与领域的情况下，国家就能垄断政治权力。一旦国家垄断资源的能力下降，并且无法有效地将资源配置给具有相关需求的地方与领域，国家的垄断就处于破产的状态。1976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就很好说明了这一点。1978年以后，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边际界限日益显露出来。全能政党、全能国家与全能政府的高度连接逐渐被打破。“党要管好党”的提法、建设有限政府的举措，显示了一个分别承担责任的政党、国家、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差异。
政治变迁对于人们的政治认知发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显示出的最为醒目的社会现象，就是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普遍、自觉的疏离。从直观的社会印象上描述，首先，1978年以前从全局与根本上影响甚至制约人们的政治观念开始丧失影响力。经过1979年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发布以后，支持中国政治三十年左右的极左意识形态不再成为整个国家无条件接受的政治观念。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宣告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宣布为错误的理论。以批判“四人帮”掀起的清算极“左”思潮的运动，使人们意识到脱离左倾思想影响的极端重要性。其次，1978年以前政治绝对挂帅的局面开始终结。人们意识到脱离经济谈政治的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正本清源、回首加强经济基础的思想开始弥漫。这为后来经济成为政治的绝对主导奠定了观念基础。“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任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就是硬道理”等等震撼人心的口号就此提了出来，并深入人心。这种推崇经济因素的社会功能的倾向，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选择，而是一个政治选择。再次，执政党与国家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意图的社会反应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以前，执政党与国家的政治动员一直下达到社会最底层，从而使政治动员在中国达到了空前充分的状态。那时，人们对于这种动员缺乏选择的权利，因此完全被动地被纳入到无法抗拒的国家政治机器之中。1978年以后，执政党与国家的政治动员能力似乎处于一个逐渐弱化的状态。并且渐渐形成了国家政治动员与社会政治动员两种动员模式。以至于国家政治动员的成本逐渐上升，而动员成效则逐渐下降。执政党与国家的政治信任因此受到不可小觑的影响。民众中流行的“自求多福”观念成为社会保障不足条件下明显的政治疏离的现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