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原点：“星星画会”
作者：朱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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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感，“因为诗人们出了风头，可是画的这个蓝色封面永远停留在蓝色封面上。”“我要组织一个展览，一个北京人办的展览，可以镇住全国的展览。”
“马德升有的是热情和意志，而我多一点谨慎和原则”，黄锐的个性显得内敛、神经质和优柔寡断，而马德升则具有行动派的特征，全身仿佛在不停地往外喷发着能量，他有着对于运动的热忱和对于冒险的迷恋，以致于黄锐说：“如果没有马德升，我想这个在我心中酝酿了很久的想法，永远只是个想法而已。”涉及到画家及作品的遴选，黄锐的标准是必须含有激励性，马德升则有两个选择标准：必须真诚，并能展现独特的表现形式。他们的标准并无美学上明确的主张可言，也正如后来“星星”美展的前言一样带有文学化的含混性，这在事实上已然规定出了星星作为一个团体而非一个流派的性质。而在另一方面，团体本身即意味着政治：
“七十六号(指北京东四十条七十六号)，我们召集了成立大会，来者除了我俩外，有钟阿城、朱金石、关乃昕、于美好、唐平刚，还有三位较早就画现代画的。薛明德是七十六号常客，不请自来。结果成立会开成了垮台会。薛大叫大嚷：‘我是世界知名画家，作品价值上万，姓黄的是老几，有什么权利主持这个会?’唐平刚：‘我有四十幅画，少一幅也不行，应该有我的展室，紫竹院快办我的个展了。’关乃昕：‘我的人体画是世界级……’后来只要我一说话，薛就乱叫，简直无法忍受。我先跑了出来，并拉马德升出来，对他说：‘像薛明德、唐平刚这样的全甩掉!”’(黄锐《星星十年》)
同样是关于这个成立大会的叙述，在后来成为重要作家的阿城那里变成了一种文人笔记体式的精练、含蓄与狡黠，“地点在东四十条的一个大杂院里，东屋，墙壁斑驳。晚上，灯没有罩儿，映得人如木版画儿，越近灯下，越有木口板的精细。灯左马德升，灯右黄锐，两个发起人，都谦和、热情，声音中气足。屋里坐满了人，几乎都抽烟。烟弥漫到屋外，屋外也有人，站着，凡议到紧要处，就挤到门口。”
阿城的描述使我们置身于密谋的特殊氛围之中。事实上，还令我们联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评谢努和德·拉·渥德》一文，文中对两种人作了区分，“密谋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密谋家，即参与密谋，同时兼做其他工作的工人”；“一类是职业密谋家，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谋活动上，并以此为生。……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马恩全集》中译本第7卷，P320)如果说民主运动分子可以被称为“职业密谋家”的话，“星星”艺术家们顶多充当了“临时密谋家”的角色，即使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醉心于骚乱，那也不会是真的燃烧弹，他们自己的作品才是他们所钟情的“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加入到一个艺术团体之中，对于当时的艺术家或艺术爱好者而言，或许构成了一种莫大的诱惑，然而，在这个为举办展览临时拼凑起来的团体里，成员之间政治倾向并不一致，关系有亲有疏，如果说在团体内部出现某些纷争，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那么，当一个团体性的展览演变与升级到政治事件性的一步时，大多数成员出于对于政治的本能的反感与恐惧，选择了回避与退缩——“星星”在被禁之后采取的行动，只能是说以“星星”的名义来进行的。
1979年9月27日，“星星”美展的第一天。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栅栏上，挂满了二十三位成员的一百五十多件作品，油画、水墨画、钢笔画、木刻、木雕。“一些大的木雕摆在地上，还有一些画挂在树上。‘今天’的诗人配了些短诗，也排在画旁。”(王克平《星星往事》)展览的效果兴许是超出了“星星”与官方两方面的想象，第二天上午，发生了成员们与警方的对峙，下午展览照常举行。第三天，存放“星星”作品的美术馆东门厅有五十多名警察把守，由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与城建局联合签署的《布告》取代了“星星”的作品，悬挂在铁栅栏上，“星星”被禁。
关于展览与游行的过程，在王克平的《星星往事》里，有着特别详尽的记载，其中，在关于游行的讨论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四·五论坛》的民主运动分子所起到的突出作用。民主墙团体之间的这一联席会议，在事实上将“星星”演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星星”的大多数成员都选择了退避，而黄锐在后来忆及了他自身的摇摆不定，“艺术家还是得以艺术来取胜。”然而，问题在于他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团体的核心地位，他的退出在某种意义上意味了整个“星星”的缺席。“那参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身上最值钱的北京牌手表，放在家里，因为结果很可能会是入狱，以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去享受政府免费颁发的一日三餐”。游行线路是由民主墙出发，沿长安街过天安门广场，在王府井南口右拐到达北京市委。北岛担任了总指挥，而在“星星”的二十三位成员中，只有八位参加了进来。马德升拄着双拐走到游行队列最前沿的那张照片，现在无疑已成一个历史的经典。对于黄锐来说，最为深切的体验并非在于当年那种激昂的史诗感，相反，“游行的队伍声势浩大，走到府右街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警队，人群立刻散去，只剩下孤零零三十个人，连奋力喊出的口号也被风吹散了。散去的人们躲在街角，退后两百米的地方，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这个场景令我终生难忘。”这个令他难忘的场景，确实也充满了象征意味，这一刻好像是生死的抉择，大众似乎都缩回到鲁迅所说的“铁屋”深处去了，“星星”的命运孤悬着，“像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星”。具有戏剧性的是，这次游行并没有导致“职业密谋者”们所希望的后果，，将事情闹大……相反，倒是意外地取得了胜利。画作不仅被归还，而且还允许“星星”在画舫斋继续展出。1980年夏，“星星画会”成立并最终向美协正式注册。8月20日，第二届“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三楼开幕，展览引起轰动，每天观众五千人左右。9月7日，创下卖票九千多张的记录。展览原定三个星期，后来又延长了两个星期。“星星”在美术馆创造了一个记录，黄锐的统计学表明参观总人数是十六万，王克平提供的数据则是八万。
勇气、激情、乐观，为理想而战，不顾后果和代价，“相信未来”，在“星星”的举动之中确实包含了这些精神性的因素，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一次赌博，一种对于出现于历史之中的微弱的机会所进行的本能的捕捉。我们说机会是“微弱”的，指的是那段时期的当权者本身希望显示出一个相对宽容的态度，而“星星”迎头而上，如同一只拳头去测试一堵墙的分量和反应，可能的话，就在那上面砸出一个豁口来；这在中国已经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现象——利用政治的暂时松动所显现的某种缝隙、国家机器运转的时间差、某些官僚的相对开明进步的态度与隐蔽的支持，甚至包括西方世界的某种压力，制造了某些事件，然后，一切仿佛又复归于沉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