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原点：“星星画会”
作者：朱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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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北京，当马德升拄着他的双拐，沿着国家计委大院的一幢宿舍楼，走进朋友严力家的那间小卧室，他总是习惯于倚在门框边，来上那么一句：“美国到了。”
将近三十年之后，这个情景在严力的眼中依然生动。然而，这些密屋之谈，心腹之语，对于我们这些当时并不在场的人来说，就只有“遥体人情，悬想事势”了(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论《左传》)。时空的间隔造成了历史书写的困境，即使是当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讲述事实时，也因为各自的立场与态度不一，而产生种种的差异。阿城于忆及“星星”当年的《星星点点》一文中写道：“历史，对于某个人，某些人，也许是那些不能与其他人共享的部分。”另一位成员艾未未则将之视为“根本可以忘记的一件事”。与此相对，在极为个别的人那里，“星星”这段经历，又显得过于像一枚维系其全部身家的隐形奖章。
双面人
重回那间小卧室，有一个可以从这里展开的话题，就是当年那种秘密的精神氛围。在被推开的那扇门里，也许只有一个年轻的身影在伏案写作，或者是在用旧床单改制的画布上涂抹着色彩，也许已经挤满了从事诗歌、绘画和音乐的朋友们，头顶烟雾缭绕，脚下堆着空酒瓶。马德升口中的“美国到了”，隐喻的正是那种小圈子中的自由之感。它真实的意味应该在于反叛的意识、激进的思想：革命的热情、压抑情绪的宣泄与力比多的释放……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在那个年代的北京，或许正如舒衡哲在《中国启蒙运动》一书中所分析的，“随着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及其极左政策追随者的垮台，为公开承认‘五四’遗产的后政治意义提供了机会。新的领导人发现，这样做有益于弥合‘文革’给人们造成的政治创伤。”1977年至1978年间，官方媒介率先重新关注“五四”的目标，尽管把陷入这种困境的罪责归于“四人帮”，指控他们是新神学的策划者和受益者，但是，在客观上开启了一段政治的相对透明期。关于自由、民主、情感表达等的讨论开始活跃起来，并且演变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其标志是民主墙的出现。
“星星”的成员之一、在当时被其他人戏称为“大叔”或“灭火器”的薄云，强调出了民主墙的双重意义：“它不仅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民主论坛，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和现代中国艺术的发源地。”坐落于西单的民主墙，就像一座露天剧场，一本每天都在更换内容的活页杂志，以民主运动分子和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被信仰燃烧着”的人们在那里发表演说，张贴大字报、诗歌、绘画与摄影作品，“星星”的另一位成员尹光中还曾在那里策划了“贵阳五青年画展”；在那里，《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探索》、《今天》等一个个地下刊物的小圈子得以形成与扩大，其中既包含了民主运动分子，也包含了文学与艺术的“先锋派”。
就那个年代的整体氛围而言，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政治理想与革命热情似乎足以将每一个人、每一个圈子都席卷进去，围绕着民主墙所产生的种种活动与事件，诸如团体联席会议的召开、联合宣言的发表，后来星星美展被取缔，民主运动分子将之推引至“国庆游行”的做法，都可以证实当时那种政治与艺术的混融、共生状态。
这也许决定了那个年代的文学与艺术，首先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以深度“介入”的姿态反抗政治现实的方式，然而，诗人与艺术家们无疑有着一种对于独立和超越于现实世界的艺术性本身的梦想与追求，关于政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的困惑与矛盾伴随而生，《今天》的领袖北岛在多年之后曾经谈及，“《今天》当时处在政治漩涡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多深地卷人民主运动?”“在《今天》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在文学和政治之间作出选择?”(《沉沦的圣殿》)如今为这种追问所能提供的答案，则是在当年的历史之中，“先锋派”的面孔本身就是双重的，政治性与艺术性交织在同一张面孔上，构成了人格与情感的复杂冲突甚至分裂?熏正如“星星”成员中不多的女性之一宋红在她的一幅自画像中所描绘的“双面人”。
在西方有关现代主义的研究之中，两种先锋派——“政治先锋派”与“艺术先锋派”的目标和特征得到了区分，它们之间甚而是针锋相对的。一种是服务于政治革命的艺术家先锋，亦即圣西门主义或傅立叶主义者意义上的先锋，主张艺术家应该如同战士一样，在社会政治斗争中扮演起冲锋陷阵的角色，其目的是想利用艺术改造世界；另一种则是满足于一项美学革命计划的艺术家先锋，其目的是想要改造艺术。不过，正如“先锋派”的理论家雷纳托·波吉里奥所提及的，这两种先锋派在1871年和巴黎公社之后到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为止的那段很短的时期内会合过，或合二为一过，对于中国在七十年代末所出现的文学与艺术的先锋派们来说，政治先锋派与艺术先锋派这种后设的概念之分显得太过学究式的考辨意殊了，在他们身上两者并存，显示着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今天”与“星星”的两栖者曲磊磊在他的访谈中颇有意味地并置了自己在“文革”中经历的两件往事，他亲眼目睹武斗中被打死的一个中年女人，和他作为红卫兵在串联时偶然窥视到的一个洗浴中的少女的裸体。这是他无法忘却的两种“色彩”，同样都深嵌于他的脑海里。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前者视为政治暴力所留下的心理创伤，视为对于毛泽东思想与乌托邦信仰的幻灭，进而视为他成为一个政治先锋派的现实背景；而后者则意味着一种内驱力的形成，生命内在的欲望与幻想渴望着释放、等待着释放，从一道门缝里显露出来的“锁骨”、“脚趾”和“粉红色的乳头”，诱惑着他同时去成为一个艺术先锋派。
在某种程度上，说“星星”派生于“今天”是有道理的。“星星”的一些重要成员本就出自“今天”，正如北岛所提及的，“作为《今天》杂志的创始人之一，黄锐不仅为《今天》设计封面版式，也参与编务写美术评论。不久通过朋友介绍，马德升也加入进来，他的短篇小说《瘦弱的人》及木刻发表在创刊号上。阿城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了《今天》的主要评论家，什么都评。王克平最初则是以朗诵者的身份，出现在1979年春天《今天》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曲磊磊是从第三期起随着他的线描画一起进入《今天》的。兼诗人与画家双重身份的严力，很早就在《今天》发表诗歌。”此外，艾未未是因为与北岛相熟，被介绍到“星星”之中，邵飞则是北岛当时的女友。而曲磊磊曾经谈及，当时他与住在同一座楼的诗人江河及其他几个密友，萌生过一个办刊物的想法，其宗旨与《今天》相似，等他们看到已经出现的《今天》，自然地加盟于其中。《今天》可以说逐渐地吸引了一批文学艺术的精英分子，并且随着刊物的传播和活动的举办，在当时日渐引起巨大的反响，这在黄锐既是一种激励，同时也萌生了另外的念头——对于他来说，绘画艺术才是他真正的那个“自我”——他坦承“星星”的缘起，是《今天》在圆明园举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之后的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