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回忆文革中的徒步长征
作者：石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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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准备工作很有效率，去办旗子与袖标的同学，当天就办妥了。在那个岁月，做旗子、袖标和印刷“最高指示”大概是最迅速的了。由于我们的动作快，几乎是学院内第一个成立的队伍，开介绍信及借粮票和钱，都办得很利索。而且，我们每人还在学院总务处借到一件胶质雨衣，这可是一件宝贝，冬天去南方一定会有阴雨天，而我们几乎无人自有雨具，更可贵的是防寒，白天当大衣，晚间压被子。
自我们进入大学校门的那天起，军训、下乡、下现场每年都有两三次；因此，“打起背包就出发”是我们的强项，而且当时真的十分清寒，每人都没有多余的装备。自备行装十分简单而迅速，行李卷、裹腿布都是现成的，除了枕头、洗脸盆不用带外，一条棉被、一条棉毯（不可能有毛毯），再加一套可以换洗的裤子和衬衣，已是全部行囊了。此外还有当时十分流行的军用挎包。当然不是人人都拥有那不易得到的军用品，但每人都是要有一个书包的，装上日用品和毛主席语录、日记本等。饭碗是不用带的，因为当时中央文革已有指示，要各地筹备红卫兵接待站，专门接待徒步串联的红卫兵。所以吃饭不会找不到饭碗的。水壶也不是人人都有的奢侈品。不过那时候环境没有污染，地下水、自来水饮用起来都没有问题，再加上都是小伙子，都有饮冷水、食窝头的准备，队中有一两个水壶到时救救急也就够了。
在那个年代，有一个特点，什么都是千篇一律，等我们准备好了，不用着意布置，肯定相差无几。几乎每人都打一裹腿、扎一皮带、戴一顶军帽（实际上是仿军帽），帽子上别一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左胸前别一枚大些的毛主席像章，背上一个背包，左肩挎上军用包或书包，再加上统一的印有“红色长征队”的袖标，真是整齐划一。
当天晚上，组织者逐一巡视检查所有准备情况，一切齐备就等待出发了。可这时，还有一件大事、要事没有办，如果办不成这件事，恐怕我就不会在这篇文章里附上那么多的真实照片，就无法印证我所讲的一切的真实性。这一切应该感谢杨世琪同学。
杨世琪是个心灵手巧的摄影爱好者，他十分在意这次徒步长征，执意要把经过拍摄下来作为记忆。但他没有照相机，一定是强烈的责任感和勇气驱使他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借钱买一台，绝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和严明伦商量，去向系里有些积蓄的老师借钱。被求助的老师十分支持，虽然当时大家钱都很少，但还是凑齐了６０元钱。当他们拿到钱时已是晚上８点多钟，而必须要在当天把照相机买到，不然第二天早上出发就紧张了。那时，照相机还是高档商品，种类少，全城也没有几家商店卖。两人赶到西外大街百货商场的照相器材专卖店时已９点多钟，商场已关门下班了。他俩毅然敲开了店门，值班经理被他们的热情、真诚所感动，让他们进店挑选购买了上海产的一台海鸥２０２型相机，价格６１．２０元。就是这台照相机，记录了我们从北京到井冈山步行的主要过程。借老师的钱，在两年后杨世琪用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凑齐才还上。对我们来说拥有这些珍贵的留影，不仅感谢杨世琪，还非常感谢那个借钱给我们的老师。
千里之行，对身体与意志都是一种考验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日，一大早我们便打好了行装，在学校食堂里吃了一碗米粥、一个玉米面窝头、一点儿咸菜，结束了当年每天无太大变化的早餐。用饭票领取了作为午饭的两个馒头，并在早餐的咸菜大盆里多抓了一些咸菜丝，以备午餐之用。
８点３０分，我们一行１９人的队伍走出北京铁道学院南大门，开始了从北京至井冈山２０００多公里的徒步长征。
刘树长扛着一面红旗走在队伍前面，旗子上印着“北京——井冈山 红色长征队 北京铁道学院”字样。刘树长大高个儿，来自农村，性格有些倔强，他坚持从北京一路将这面旗子打上井冈山，要比别人多付出多大的体力和消耗呀。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真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
由于我们是第一支旗帜鲜明的队伍，引来不少人的目光，相熟的同学看到，用一声“祝你们成功”来鼓励和送别我们，而大多数人是好奇：“怎么，真要走着去呀？”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阳光明媚，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很多，有的在宣誓，有的在照相，我们好不容易插空在纪念碑前排成队形，抓紧进行了宣誓。宣誓的内容基本上是我们此行的主题词。宣誓完毕，请人帮忙，用杨世琪千方百计买来的照相机，留下了出发前一张珍贵的全体合影。稍事停留，同学们用广场边上的自来水就着馒头、咸菜解决了午餐。李世功和赵钟煜已先行打前站。这个做法在整个步行长征中起到很大作用，大家轮流先走一步，到下一个接待站安排食宿。这样就可以使大部队有条不紊地行动。那时候没有通讯工具，只有问路打听，看简易的分省地图，每站相隔１５至２０公里，找公社、县城所在地或学校。那时城镇建设很差，规模又小，我们很容易找到目标，从没有找错过。
我们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穿前门大街、出永定门，一路向南，到达前站联系好的第一个住宿点——大兴县天宫院小学，这出发后的第一段路走过了２０多公里。天宫院小学不大，四合院式。学校的老师十分热情，忙着为我们烧洗脚热水，准备晚饭。
晚上我们睡的是小学生的书桌并起来的床铺。第一天走过并不觉得累，大家很放松，但不知道真正的考验已经到来。
第二天走了３５公里路，到达河北省的固安县，第三天脚开始痛起来。第四天真正的痛苦到来了，全队人员脚上都打了泡，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的两只脚肿得厉害，左脚腕上磨起一个包，一步一拐。这时队伍已散开，有前有后，就像一群打败仗的散兵游勇。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实在跟不上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落在后面。很艰难呀，劳累和痛苦折磨着我的身体，也考验着我的意志。这时有多种想法，但都被一种想法代替了，‘坚持下去，走到底’。”在史各庄中学休息时，发现左脚的大拇趾盖都紫了，活动了。队伍中出现了病号，有几个同学不得不在霸县看病，直到晚上９点多才赶到。
脚上磨的大泡挑破之后，没有药可敷，没有纱布包扎，任流出来的血水与袜子粘在一起。外露的疮面还与鞋子在斗争，这种痛苦真是十分难忍。庄军凯的脚伤不得已还开刀取脓。大家都在坚持。为了鼓励情绪，安排在白洋淀七间房村（据说是电影《小兵张嘎》拍摄地）听老游击队员讲雁翎队的故事，甚至还参加了一上午的挖渠排碱的劳动。
在我们走出北京的最初几天，还遇到由一名北航的大学生带领的４名小学生的“小红兵长征队”。小学生都只有１０岁左右，也走上徒步串联的路。虽然有一名大哥哥带着，但小小年纪走起来更显得吃力。不知他们的背后又有什么故事，是父母被斗无人管，还是真的出来锻炼？那时只有一个祝愿，愿他们一路走好。
脚底的痛苦与全身的酸痛，经历了９天的磨炼才逐渐消失。疲劳期过去，大家的劲头更足了。
有一句歌词是“十年修得同船渡”。１１月２０日下午３点多，我们兴致勃勃地赶到黄河北岸，最后一只渡船已向南岸开走。渡船来回需要两个多小时，初冬的天黑得早，而自古黄河不夜渡，我们只好第二天渡河了。正是由于这一等，等来了和我们有一个相同名字叫“红色长征队”，也是赴井冈山的，他们是冀县中学９人长征队。
第二天在黄河渡船上，１９名北京铁道学院的大学生相识了河北冀县中学的９名中学生，他们是：高中３名男同学，乔金锁、刘红庄、芦双石；５名女同学，张宝慈、张淑英、朱新爱、王平芬、崔淑玲；还有一位是年龄最小的初中生郭庚茂同学。两队当下决定一起行动，同赴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