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回忆文革中的徒步长征
作者：石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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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是我们向井冈山目的地——茨坪进发的最后一天。早上从茅坪出发走了１８公里，到达黄洋界。越接近黄洋界，山势越是峻峭。远远望去，真有苍山如海的感觉，一座座山峰有如大海中一座座大浪，峰高谷深，极为险峻。我们一边行走，一边寻找“五大哨位”的方位。忽然间，转过一个小山包，黄洋界豁然出现在眼前。那时山上没有多少树，正值冬季，山都光秃秃的。黄洋界纪念碑显得十分突出，北面是毛主席手迹《西江月》词，南面是朱德的题词“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据说后来不久，此碑被拆毁，换成火炬型由林彪题词“四个伟大”字样的石碑，直到林彪事件后才恢复原貌。黄洋界的阵地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几个防守的阵地还依稀可辨。
我们在这铭刻着伟大历史的纪念碑前摄影留念，也留下了我们对先烈先辈的钦佩之情。
离开黄洋界，踏上平坦的山间公路，脚下更加欢快而有力。３个小时走过１５公里路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茨坪。近３个月来，我们跋山涉水、顶风冒雨、跨过２３条大河、爬过无数的高山丘陵。脚下的水泡不知打了多少，汗水无数次地浸透了我的衣衫，尝尽了无数的酸甜苦辣，行程２０００多公里……这一刻，我们的心情真的是无比激动！
那时的茨坪，是在一大片椭圆形的农田周围，由４部分主要建筑和建筑群组成。中间有一高耸的建筑物是“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塔”，是所有到茨坪来的人都要前去瞻仰和留影的地方。第二部分是当年红军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有中央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红军第４军军部和后方机关、军官教导队、军械处、公卖处、被服厂等。这些机构在１９２９年红军撤离后，被国民党破坏，解放后逐步按原样恢复。第三部分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第四部分是一些招待所、疗养院、行政机关等。
我们被安排在第一接待站，是一座新的疗养院，楼房很漂亮、干净，但空无一物，各楼房的房间里的地面上铺着干稻草，席地而卧。
由于井冈山依然传说流行脑炎，而且真看到据说是死者的墓地，因此我们在井冈山只停留了两天。抓紧时间参观了各纪念地，除前面提到的的地方外，还有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大井毛主席故居等。
１月２５日，我们参加了接待站组织的长征联欢会。会后，我们两个长征队一起座谈，作为总结会。这次徒步长征正式圆满结束。
２６日，拿到接待站发给的返校车票，我们乘汽车到吉安，踏上归途。车过拿山时，大家激情地唱起了《十送红军》。其中有一句是：“问一声亲人红军呀，何日人马再回还”，当时还有人开玩笑说：“过十年我再来。”
重上井冈山，当年战友各有风采
不知我们队伍中的别人是什么时候再到井冈山的，而我是在３２年过后，即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才有机会再上井冈山的。那时我在铁道部的中国华运旅行社当总经理，为开辟红色旅游路线，去过一次井冈山。
再去井冈山，从南昌乘汽车，近４００公里路程５个小时就赶到了。接近茨坪时，让司机先去黄洋界。一路上，我在寻找３２年前的旧迹，努力回忆当年的体验。但很遗憾，苍松翠柏一望无尽，让我难同旧时景象联系起来。黄洋界除了按原样恢复的纪念碑外，已是一山花草，满目青翠，早不是当年秃山秃岭的摸样。架起的迫击炮，在夕阳中闪着古铜色的光辉——黄洋界上炮声隆，让人感叹不已。
第二天参观井冈山市区。当年的农田已建成一个大花园，宽阔的大道旁，几十年的松树参天而立。中央红军旧址被一围墙隔开，在众多现代化建筑的映衬下已不显得突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经过翻新后依然是一座标志性建筑，壮观而醒目。当年十分显眼的“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已被一片绿树所遮掩，我们驱车在市内找了一大圈，才按照原来记忆的方位找到了它。在纪念塔后面的南山上，一座雕塑公园已经建成，井冈山时期的领袖与先烈们的形象跃然呈现在后人面前，让人缅怀。
大井毛主席故居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来参观的人员已不是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者和国际友人。应运而生的旅游经济分外热火，人们把井冈山的美丽风光刻成光盘出售，叫“井冈秀色”，我也买了一盘。
大井毛主席故居后面有两棵常青树，一棵叫柞树，一棵叫红豆杉。我特意去察看，因为这两棵树经历过两次灾难。１９２９年，国民党进入井冈山区，在“石头过刀草过火”的劫掠中，这两棵树被烧死。解放后这两棵树奇迹般地活过来，而且生机盎然。不想文革中，串联去井冈山的师生为了此行留念，纷纷摘其叶子（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两棵树又一次在劫难逃。而改革开放后，它们又再次奇迹般生长。我看到两棵树枝繁叶茂，从心底祝愿它们从此再不要受到任何伤害，常青千年。
我们去看五指峰，又去看五龙潭，从山上到山下依次５个不同景致的水潭，十分婀娜动人。没想到井冈山有如此美丽的风景，坐上缆车，吊在高高的空中尽情欣赏，井冈秀色一览无余。当年只顾“革命”了，真的很漠视这些奇山佳水，惭愧！
返回南昌的途中经过吉安，在繁华的街道上遇到堵车，一行七八辆婚礼小卧车从我们眼前缓缓驶过，鞭炮声一路不断，气球、鲜花到处都是……望着这热闹的情景，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当年从井冈山返校途经吉安停留时看到的一幕——那时吉安县城还很小，街道也很安静。为了等候不多的返程汽车，我们住了几天。一天傍晚，在街头闲逛，忽然传来一阵单调的鼓声，觉得很奇怪。那不像让“走资派、牛鬼蛇神”游街的打鼓声，而是一点一点地敲，极单调。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不到２０岁的女子，穿着小花袄、蓝布裤，脚上一双花鞋，乌黑的长发梳成一条大辫子搭在胸前，左臂挎着一个小花布包，低着头，双手握住辫子急急地往前面走着，好像恨不得这段路马上到头。后面跟着一位年逾半百的老汉，头上缠着蓝色的包布，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裤褂，赤着脚，胸前挎一个圆鼓，单调而无力地敲着。这是什么意思？“是送嫁。”旁边有位老表向我们解释道。原来结婚的男女双方都很贫穷，无有彩礼和嫁妆，也办不起迎娶亲的仪式。而娘家又不忍心将女儿偷偷送过去，让人家议论。因此，只有父亲敲鼓送女儿，向众人昭示“我嫁女儿了”。多么凄楚的一幕，单调的鼓声中传递着女儿的委屈和悲戚，传递着父亲的无奈和歉意，更传递着贫穷和苦涩。多少年过去了，那一幕也始终没有从我的脑海中消逝。当年那个出嫁的女孩现在算来也成老太婆了。我遐想，街道上的花车和热闹气氛也许就是她的后辈迎娶新娘的婚礼车队。改革开放给中国大地带来繁荣、昌盛和喜气，给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富足，更多的是尊严和骄傲。
文革中的徒步长征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坚定了我们为国家为人民奋斗一生的信念。３９年过去了，当年的大学生们都超过了６０岁，大部分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生活。当年的中学生除二三人还在工作岗位，其他人也已退休。回顾２８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圆满的或也将画圆满的句号。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做事，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没有一个人碌碌无为或走上歧途。虽然说人的一生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可以说，那近３个月的时间、２０００多公里的空间，肯定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铺垫了一块坚硬的基石。
大学生们在１９６８年才走出校门，在“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下，被分配到边疆或基层，以及到农场或工程队当工人。在经历超过１０年的基层磨炼后，迎来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他们逐步被提拔和重用，使他们有机会在进入中年后发挥才干，其中不少人走上领导岗位，或学术带头人、技术骨干。
高门盛曾任哈尔滨铁路局纪委书记，局工会主席。
杨世琪、孙占堃离开了铁路。杨世琪在交通部公路设计院任高级工程师、处长；孙占堃在化工部属下运输公司任领导职务。
李迎和杨浩在８０年代初分别考取了西南交大和北方交大运输系的研究生。李迎后来在沈阳铁路局科研所任运输组组长；杨浩后来留校任教，成为较早期的有贡献的中青年教师，曾任北方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院长，是至今还没有退休的一名享受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
我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间在北京火车站任主持工作的副站长、站长，后提任铁道部中国铁路对外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潘厚德是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副主任。
赵钟煜、李世功、刘树长、杨增顺、李大林、严明伦等同学分别在铁路运输系统或工程部门任领导职务或从事技术工作。
冀县中学的９名同学中，有５名后来都从事了教育工作。
张淑英任中学政治教师，并晋升为高级政工师。
朱新爱曾任保定第三中学分校副校长、党支部书记，中学一级教师。
张宝慈任中学语文教师，后随军到张家口任教师。
王平芬任中学语文教师，中学高级教师。
以上４人都已退休。
芦双石曾任民办教师、中学校长，冀州市职教中心总务主任，于２０００年因病去世。
崔淑玲毕业后回乡务农，改革开放后，受聘到企业任业务员，至今仍在职。
乔金锁毕业后参军，在部队晋升到团职军官。１９８８年转业到河北省中国旅行社，现任该社第一副总经理。
郭庚茂现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虽然大家“长征”后的经历不同，但在３９年的人生道路上，对社会的贡献却各有各的精彩。
以此文来回顾那一段平凡但不寻常的经历，追寻那曾经留下的足迹。 （本文照片除作者本人照片外，均由杨世琪提供）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