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回忆文革中的徒步长征
作者：石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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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走出饭馆，虽然对花掉７角５分钱还有些心疼，但都有一种满足。不管是为了革命而食鱼，还是食了一条革命鱼，吃到毛主席都吃的鱼，觉得进行一场革命行动的成功感满强烈。不过像这样感到如革命般的在饭店用餐仅此一次。而另一次却是在自我批判中度过的。那是在长沙参观岳麓山归来，在街头小饭馆发现一种面食——“光头面”，在碗里先放一些酱油、辣椒，还有一点大油（熟猪油），盛入二两煮熟的挂面条，无任何其他作料，一拌即食，称为“光头面”。因为少见油腥，这带有猪油的光面条真是人间美食。每人吃了两碗，共１角６分钱，超过标准。自己回去还翻开毛主席著作，专门学习毛主席关于批评某些红军战士一进城市就图享受的文章来批判自己。现在想来当然很可笑，但确是当时人的思想的真实写照。
过了几十年，我出差去长沙，又想起“光头面”，问了许多人都不记得有这种面食了。这个给我留下终生难忘印象的“光头面”，已在现代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去武汉再食武昌鱼，虽然做法配料极为精致，价格也已贵了许多倍，可再也食不出当年的味道来。
宣传演出，一路访问和参加劳动
在出发前，长征队就定下了在沿途进行文艺宣传，但走出来半个多月没有宣传过。一是刚上路，疲劳期期间，腿脚痛是主要矛盾，队都走不齐，还有什么心思宣传。二是队里除李迎拉二胡，杨洁可以吹口琴外，只有我和杨世琪在学校里演出过，其他人在这方面基本上是外行，唱歌五音不全，上台记不住台词，也试编了几个小节目让大家练，就是成不了型，拿不出来。这可真是赶鸭子上架。
虽然如此，但大家那股自觉革命的劲头十分足，看到别的宣传队沿途宣传，心里就不是滋味，总想把宣传开展起来，一直在努力练。在到达河北省清河县黄金庄公社时，我们大胆地第一次给当地的农民演出一次，磕磕绊绊的，还不如当地农民自演的几个节目好。别说让人看，自己瞅着都难受，这下子让我们对演出又没了信心。
直到出发三周后，队里为演出进行了一场的辩论。起因是在广播里听了一段报道，讲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事迹。大家为此吵了一架，认为我们宣传没搞上去的原因是抓得不严，排得不用心。虽然是一场争论，但还是争出一个道理来，就是宣传工作一定要搞，谁也不要爱面子、向后躲，水平不高也要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好在这时冀县中学９名同学加入进来，人多了，气氛热烈了，力量大了。虽然他们也没有经验，听说我们在排练，也主动要求排节目。经过努力，到１１月底，我们已经排练出十几个节目，可以进行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了。
记得其中有一个节目是男生表演唱《五老汉来唱歌》，杨世琪等敲着锣鼓，李迎拉二胡，杨浩吹口琴，这大概是最简单的乐队了。而我也是全凭记忆将学院一个传统节目写出乐谱，并自编演唱词，与另４个同学一招一式地反复练习。李大林、严明伦、杨增顺、刘树长全都没有登过台，真是太难为他们了。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还真能走场了，居然成了最受欢迎的节目，在上千人的会场上演出，还有返场（这个节目本来就备有返场的备用段落）。
这个节目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５个大学生打扮成河北老农民模样，头箍白毛巾、腰别一杆烟袋，戴上小胡子，踏着音乐节奏，夸张的老汉步伐，整齐上场。唱出“打起鼓来哎，敲起锣，五个老汉来唱歌哎，来唱歌哎”，乐队唱道“要问老汉你唱什么”……连说带唱的形式，加上摇头晃脑夸张幽默的动作，很有感染力。
冀县中学的同学，也出了两个很受欢迎的节目，其中一个是女生小合唱《十唱十六条》。５个女同学真是不简单，王平芬、张宝慈平时说话都脸红，居然上台演唱，还每个人分段独唱，很大胆，很有勇气。男同学乔金锁扮演老汉十分像，他与女同学张淑英合作演出河北民歌《老两口学毛选》，很受观众欢迎。
在两个多月行进中，我们演出了４０多场。集中在后一半时间，观看的人有近两万人，主要是田里干活的农民，每次少时也就十五六人。而观众人数较多的一次是在平江县广场上，为县农代会演出，约有３０００多人；在湘潭纺织厂的一场演出也有近两千人观看。
在我们为之自豪的几十场演出中，“开场白”总是要说这么几句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从北京来，首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身体非常、非常、非常健康！”每当这时台下必定出现一片欢呼声：“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声浪彼起此伏，要热闹几分钟。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代表资格，这样做不过是一套形式，和呼口号的人们一样，都以此表现自己对毛主席的热爱和革命性。我们这套形式屡试不爽，场场不落地进行着重复，而场场也应验地重复出现着“激动人心的”场面。
从我们上大学的第一天起，学校的教育就把“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相结合”定为主题，每年都要下到铁路现场实习；下农村，参加农业劳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参加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首都民兵师接受检阅，每年都有一个月时间由部队战士和军官对我们进行队形训练等等。总之，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习惯，大家也自然而然地、主动地寻求机会与工农兵接近。因此，在徒步串联中走到工农兵中间去，更是我们的自觉行动。
前面提到过，在白洋淀边，虽然疲劳期还没有过去，我们就在那里同农村社员一起参加了挖渠排碱的劳动。而参加劳动最多的还是在河南兰考地区，因为当时对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感兴趣，基本上都去了，实地体验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按当时的要求，还听取当地贫下中农的诉苦讲阶级斗争，听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在秦砦（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大队长何明振的讲话非常感人。他讲秦砦的贫下中农如今一提到焦裕禄书记就伤心落泪，一见到焦书记发给他们的农具就睹物思人，会痛哭。他讲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十分悲痛。
我们还去焦裕禄墓前献上我们自己制作的花圈。到墓地来悼念焦裕禄的长征队和“革命群众”非常多，等了两个小时才挨到。每组队伍都是先排队抬着花圈围着墓丘走一圈，然后在墓碑前静默一分钟，接着学习一小段毛主席语录，继而向烈士宣誓，最后在墓前合影留念。
在这里还发生一件好笑的事，看来，即使是如此严肃的场面，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在大家都排队按顺序等候时，有一个苏豫皖兽医工作代表会议的代表们也来献花圈，同长征队商量要提前办。大家不答应，讲在烈士面前不能干“加塞”的事。这时一名姓张的副县长来解释，大家仍不松口，但不知哪位学生脑袋里进了水，听说是张县长，马上想到是张钦礼（他也做过兰考县副县长）。就问：你是张钦礼吗？对方讲：我是张齐（大概口音如此）。大家又听错了，就认定他是张钦礼，不仅让这些代表先献了花圈，还争着与这位“张县长”拍照合影，弄得这位副县长一头雾水。结果就这样稀里胡涂地与这位稀里胡涂的副县长照了一张稀里胡涂的像。实际上张钦礼当时只有３８岁，而这位“张钦礼”看去已年过半百了。
在兰考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县委大院里还真见到张钦礼，并和他一同与焦裕录的妻子徐俊雅合影留念。
吕玉兰是当时河北省出名的先进人物，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在衡水时，听其他长征队讲吕玉兰就在临西县，因此我们临时改动路线，从枣强转道到达东留善固。我们发现村里十分整齐，确与别的村庄不一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到处是毛主席语录，还栽了不少的树。我们了解到，吕玉兰小学毕业就回到农村劳动，１５岁当上初级社社长。虽然出身中农，但不怕苦，不怕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带领社员大量栽树、改变沙地，使东留善固大队成为河北省农村的一面红旗。在村里我们有幸见到吕玉兰，可惜她太忙，原准备下午给我们作报告，因临时有事没作成，成为一个遗憾，只留下了在她家门口合影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