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回忆文革中的徒步长征
作者：石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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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组成长征队的原因几乎和我们相似，学校里绝大多数人都已外出串联，身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的乔金锁、郭庚茂同学联合其他同学，与几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了徒步长征队。因为无人愿意组合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不愿意置身于运动之外，乔、郭等人勇敢地接受他们，共同出发了。
乘船横渡黄河是一件十分激动人心的事。靠近岸边水流十分平静，但船行不远，水流奔腾，越近河心，越是湍急。这时我们才发现渡船过黄河真不容易。因为是人工渡船，水流急处，船工要将铁锚在船的一头沉下水底，再用力将船摇向对岸。当锚链拉直时，须将另一头的铁锚放下，再拉起后锚。如此重复操作，船的行程路线在水流的作用下，成４５度角到达对岸。
到达黄河南岸时已近中午，岸边的冻泥已化解，我们只得在泥泞中艰难地跋涉而行。
这９名中学生在与我们同行后，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因为他们才刚刚走出４天时间，疲劳期还没有过去，而我们已出来半个多月，走得已十分轻松，他们都咬牙坚持，特别是５个女孩子，一声不吭闷头走着，我们感觉到她们在忍受着痛苦与劳累。
这支队伍除了郭庚茂外，都是上高中的学生了，他们本来对自己的未来有诸多的梦想，但是文革将不会圆他们进入大学的梦。如今和正牌的北京的大学生走在一起，也是他们天缘巧合。而这些口无遮拦的大学生，也海阔天空地大讲高考、大学校园的生活，大家好像在一起进行精神会餐，说者放开了讲，没再想到他们的学业将不会再继续，未来的结果不知海角天涯，而听者傻傻地听，也没有去想这一场梦是否永远是梦。
在经过了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验后，队伍前进速度显著加快，而且行动也异常敏捷，除了在途中参观访问、演出、劳动外，每天平均行走４５公里至５０公里，而在长沙、萍乡段单日行军达６０公里。
徒步长征是残酷的，就像打仗无法避免伤亡一样，不可能没有减员。建筑系的田青阳同学得了胃溃疡，他一直坚持前进，在伙食非常糟糕状况下也没有停下来，一直走到他的家乡长沙才与大家告别。
年纪最小的冀县中学郭庚茂同学，在武汉得了阑尾炎入医院手术，不得不放弃长征。他不愿意拖累同行同学，坚决不让留人看护，鼓励大家继续前进，他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向这两位同学致敬，虽然他俩没有和我们一同登上井冈山，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与我们在同一征程上迈出的那长长一段路，我们将他们的精神带上了井冈山。
民以食为天，伙食仅可维持体力的最低消耗
要正常地徒步行走，必须吃饱饭，这是最起码的保证。当时为引导学生甩开交通工具，采取徒步形式串联，中央文革小组对全国各地下达了指示，要求在公社、县城所在地设立红卫兵接待站。除安排住宿外，在伙食上要保证。串联的同学每人每顿交４两粮票和１角钱，如果不够吃，超过的部分可以暂不交钱和粮票，先记账，等文革结束后再追缴。我们长征队出发时就定下一条规矩，从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引出——吃饭决不超量，按标准交费，避免今后钱粮无法归还，占国家便宜。
每顿４两如果足量，尚可填饱肚子，但１角钱即使是在那时，能保证什么副食呢？可以说，不管接待站还是农家饭，基本上是一份白菜萝卜汤，最好的是熬萝卜或熬白菜，肉几乎没见过，油也是星星点点而已，别说吃，看着都可怜。
从北京出发纵穿中国南北，经过了河北、山东一角、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两省的东西接合部，衣食住行都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穷困和老百姓的低水平生活状态，难有温饱。
在北京，我们只在大兴县停了一站，吃的是白面，此后基本与白面再见了。进入河北全是玉米面（当地叫棒子面）和小米，而进入河南后是吃白薯面与高粱面。兰考以北还好，是白薯面与白面做的千层卷。再往南，河南的中东南地区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只有白薯面和高粱面了，合在一起做成的窝头又黑又牙碜，吃了胃里反酸水。过了淮河才有大米，不过越往湖南、江西走米质越糙。盼望到井冈山后能吃上的红米饭、南瓜汤却没见到（我们真希望能吃到）。由于串联的人太多，接待站蒸不过饭来，只有大锅熬粥，半生不熟的，盐水煮萝卜难以下咽。即便如此，也要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因为要走路。
行进途中，有些地方还没有建接待站，公社或村里大队就给我们派饭到农户家，那时有规定，接待者必须是贫下中农。各地的农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朴实、热情但真贫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给我们的清冷的饮食也只有用他们的热情来补偿。几十年来，一个固定的画面总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一大片盐碱地旁，一座孤零零的小草房，门前３个清瘦的身影在向我们告别，寒风夹杂着盐碱的土尘，拍打着那座小草房，也拍打着那３人单薄的身影。这是３９年前我在河南太康龙曲农村看到的景象。那天?穴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３０日?雪由于没有接待站，派到农民家里吃饭，６个同学来到这座周围没有邻居、北方典型格局的３间草房内，进屋就是灶房间，两边分别是住房。这是什么住房啊！房子只是用高粱秆做墙，外面抹上泥巴，到处透风，房里很冷。一家三口人，孤老汉住在东屋，一个简单的木床上放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另一墙边放几件简单的农具。西屋住的是儿子、儿媳一对新婚小夫妻，屋里只比老父亲屋里多了一个木箱，大概是儿媳的嫁妆吧。外间清锅寡灶，饭已做好，一锅漂着几个白菜叶子的清汤上面，蒸着１２个高粱面和白薯面混合做成的小黑窝头。老汉一面招呼我们用餐，一面直向我们抱歉没有什么更好的可给我们吃的。这里农民生活很苦，地又碱天又旱，每户只分２００多斤粮食。我们吃饭时，小两口躲在西屋里不肯出来。我们匆匆忙忙用过饭，一家３口送出门来。当我们走到路边回头望时，那一幕就永远在我的脑海里留下“贫穷”两个大字。我到现在还惦念这一家人如何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
乘船过淮河到罗山县中学，吃上了久违的大米饭和炒菜。菜是炒黄豆芽，这是长征路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遇到炒菜。菜是定量的，而米饭随便吃。于是大家都过了饭瘾。
由于一路上尽食粗粮，也造成队伍减员。走到馆陶时，建筑系一同学因痔疮病发作，流血不止，只好脱离队伍，没有同我们再走下去。
虽然大家坚持到达了目的地，但几十天的伙食只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最低消耗，人人都瘦了一圈。我离开北京时体重１１８斤，而从井冈山回京后称重仅有１０５斤，两个多月瘦了１３斤。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吃饭是为了革命，而在吃饭中还真遇到“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途中必经武汉，前十几天大家就在议论毛主席的一首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长沙水，出自“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而武昌鱼，学名“团头鲂”，原产于湖北梁子湖，肉腴味美。当时在想：既然毛主席都夸它、吃它，那我们一定到武汉时也要尝一尝。不说是吃革命鱼，也是为革命而吃鱼。这个决心随着武汉的临近而越来越强烈。在武汉停留期间，终于有一天我们几个食武昌鱼的坚定者会在一起，出发寻找做武昌鱼的饭馆。经过几条街道的寻觅和挑选，认定了一家饭馆，坐落在长江大桥江北岸，面向长江，门口挂一块黑板，上写着“武昌鱼，每条一元五角，米饭不加钱”。大家一阵激动：一方面是“米饭不加钱”，大家形成错觉，理解为米饭随便用；第二方面是——啊！太贵了！１．５元相当于我们一个人５天的生活费，太奢侈了，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转身向江边走去，又禁不住聚在一堆儿商量。大概大家太向往了，终于达成了共识；“既然要达到这个革命的目标，就一定不能放弃。”决定每两个人买一条，每人花７角５分。虽然相当于每人两天半的伙食费，但既然是为革命吃鱼，就来一次革命行动吧！几个人闯进饭馆交了钱，排队去窗口领取已做好的鱼和一碗米饭。一个多月没有见到鱼肉荤腥，胃肠直激动，更有一种理想即将实现的自豪和无比的满足。我们每两人一组比较平均地将鱼分为两半，鱼是清蒸浇汁，汁不少。小口尝，直感到鱼肉真香、真好吃，但我们还是急忙先用饭，因为想就着这半片鱼多进一些米饭。当吃完第一碗再去加饭时，却被告知饭不加钱但不等于不限量。服务员说：“你们买一条鱼，给两碗饭已经够多，不可再加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