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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论争中的乔冠华与胡风
作者：茆贵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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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才子”美誉的乔冠华，早年于清华哲学系毕业后，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获图林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虽在香港以撰写国际评论而名噪一时，但对自己早年所从事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情有独钟。１９４２年秋抵渝后，他在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并负责创办该报《国际述评》专栏的同时，还实际主编着党在重庆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与同样有才子之称的夏衍、陈家康、胡绳时常聚集一起，高谈阔论，“废话”连篇，有人干脆称他们为“才子集团”。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听此议论后曾严肃地予以纠正：同志之间对于某种学术问题，因为有共同的兴趣而接近得频一点，谈论得多一些，这是正常的，不能当做问题，更不可以说是搞小集团之类。这不利于团结。
胡风早在中学时代即十分崇拜鲁迅，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他文艺思想的形成及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５日，胡风被日本逐回上海后，很快出任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１０月接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与鲁迅的友谊也与日俱增。次年秋冬，胡风因被穆木天“告密”为南京派来的内奸而愤然辞去“左联”书记一职，但与鲁迅的交往却更加密切了。他作为中央特科与鲁迅联系的机要通讯员，经常出入于鲁迅寓所，关于国际情报机关被破坏原因的绝密情报、鲁迅捐助军委的经费以及方志敏在狱中寄给鲁迅并托其转交党中央的密信等，都是经过胡风之手从鲁迅处转递给中央特科吴奚如的。１９３６年初，在鲁迅的倡议和全力支持下，胡风创办《海燕》刊物，参加者有聂绀弩、萧军、吴奚如等。同年１０月１９日，鲁迅逝世。胡风立即赶至鲁迅寓所参加治丧工作，１０天后的１０月２９日作《悲痛的告别》，对鲁迅致以沉痛的哀悼。随后，又相继参加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写和《工作与学习》丛刊１－４辑的编辑出版工作。
胡风的抵渝令乔冠华备感欣慰，两人一见如故。１９４３年３月，胡“在《新华日报》门市部那条街上碰到了他（乔冠华）。他非常高兴，一道到小茶馆闲聊了一会儿”，他们对当时文坛情况有共同的不满看法，而且在延安整风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不谋而合，这就使得“完全不顾及误会和攻击”的胡风很看重乔冠华，在自传中坦言：“这使我很高兴，引为知己。他（乔冠华）到重庆后，和陈家康思想感情相投，常在一起。我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一起谈天。”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日是鲁迅逝世７周年，乔冠华准备在《群众》周刊发表一组纪念鲁迅的文章，给胡风写信约稿。与鲁迅感情甚笃的胡风，很快写来了《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文章，由乔冠华编发在《群众》杂志上。后来，胡风还应约为《群众》写了《论“大国之风”种种》等多篇文章。
乔冠华与胡风来往不断，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是心有灵犀，观点相近，他们成了“毫无顾忌地将看法都说了出来”的好朋友。
１９４４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介绍到国统区。５月，何其芳、刘白羽来到大后方，宣传延安整风和“讲话”精神，重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自此开始。进步文艺界以“读书小组”为组织形式进行学习，每组若干作家，由党的文艺领导召集，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气氛和风细雨。在此前后，为了响应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乔冠华、陈家康、胡绳、杨刚等人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其中，乔冠华在郭沫若主办的《中原》杂志上所发表的《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和陈家康在《群众》周刊发表的《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在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内部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尤其是乔冠华的那篇《方生未死之间》，可以说是在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据乔冠华临终前的回忆，这篇文章涉及的问题虽然很广，但却系统地回答了一个中心问题：即大后方的进步作家的出路是要从生活当中吸收创作的源泉。“可是在大后方并没有接触群众的自由。我在这篇文章里，片面地强调了到处都有生活这样一个观点”，他反省道。
乔冠华等人的文章受到争议，但胡风“觉得能有这样的文章响应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好事。……像现在这样的文章，不管它们含有错误和错误如何，既然对现实思想问题有所感有所见，只要能展开讨论，那既可以打破国民党的言论统治，又可以把整风运动的思想影响带到读者中间，在读者中收到思想斗争的效果。”
乔冠华居中调停文艺界的“整肃”运动
胡风从来都是无惧于“绝对孤立”的处境。在国统区进步作家整风期间，他不屑文艺界领导人所认为的当前主要应反对“非政治倾向”和首先要解决好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而是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实际状况及文艺创作本身的规律出发，固执地认为当前应反对的主要倾向是“主观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作家“战斗意志的燃烧和情绪的饱满”。他独立发动组织了文艺界的“整肃”运动，向他所认为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宣战。这个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若干年后成了他自己遭受“整肃”的重要原因之一。
１９４４年４月，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由他自己“用了两三天的时间才写完了”的、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论文，总结了６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文协”未来的工作提出设想。他认定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现在正达到了繁盛的时期”，认为要“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于是，他通过路翎联系北碚的青年学生，其中包括石怀池及后来被称为“胡风派”的一些青年，指示要清算的作家、作品及方法和要点。在他与路翎等人的来往信件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包括了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等，后来又增加了朱光潜、马凡陀、陈白尘、许杰等众多的作家。由于这些原因，胡风的这篇论文，后来被认为是他号召抗战文坛内部开展“整肃”运动的动员令。
然而，“整肃”运动很快受挫，因为中共文艺界领导人已警觉到胡风与整风运动的“不协调”。但胡风“没有被说服”，只是对目标作了微小的调整：绕过巴金和曹禺，重点打击姚雪垠等人。
面对胡风的重点打击，姚雪垠于１９４４年底发表了一篇题为《硬骨头》的随感，算是对关心他的读者朋友的答复，也算是对胡风等人攻击的回应。姚在文中慷慨激昂地表示：“想做一个文学家，必须有一把硬骨头，吃得苦，耐得穷，受得种种打击。”
胡风对姚雪垠等作家的这种强硬“回应”强烈不满，进步文坛议论纷纷，国民党则幸灾乐祸地袖手旁观。搞内讧、打内战，极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于是乔冠华受命居中调停。然而，胡风却拒绝了。
胡风１９４５年１月在重庆创办并主编的一本具有影响的刊物《希望》，在创刊号上，他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这之前的“整肃”运动提高到了“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高度，不仅发表了自己撰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还推出了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并且在《编后记》中高度评价了这篇哲学论文。接着的第二期，胡风又编发了舒芜的另一篇长文《论中庸》，并在《编后记》中声称：这是本文作者对上期《论主观》一文的补充，其中心论点是个性解放。
《希望》一面世便引起了重庆进步文坛的惶惑：延安整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讲话》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求作家深入社会生活；而胡风的《希望》却宣扬主观精神的重要性，宣扬“个性解放”。
“问题提到了周副主席那里。他召集了茅盾、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会前我在乔冠华房里坐着，他给我看了他所写关于《论主观》的要点，我觉得他是基本上是肯定，主张慎重讨论的”（《胡风自传》第２２１页）。然而，尽管由周恩来出面，而且是“开会讨论”和“单独谈话”双管齐下，胡风“仍然没有被说服”。他不仅没有接受批评，而且还表示出了反感情绪。他在自传中声称：“我为什么会破例地在刊物上用起关于哲学的论文？这有一个原因：当时，郭沫若办的《中原》是综合性的刊物，同时，乔冠华等办的《群众》也登了不少探讨哲学的文章。如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曾在《群众》上发表了《方生未死之间》、《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等几篇文章。我感到这是在国统区讨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我同意他们的做法，准备也发表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乔冠华表示支持，还特意为我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我计划在《希望》上出《费尔巴哈论纲》百年纪念特辑，从理论实质上批判教条主义。乔冠华对当时的文艺实践情况很不满意，常和我谈对这方面的意见。也谈政治人事情况，多半是国民党的内部新闻。他对我的刊物和文章是同情的、理解的，还特为第二期译了诗。在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共鸣。他办《群众》时，常约我写稿。……我编《希望》，除了错发了《论主观》惹出一些是非之外，我认为其他都没有什么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