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文艺论争中的乔冠华与胡风
作者：茆贵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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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离开重庆并由南京来到上海后，与先他抵沪的胡风再次相聚，虽然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但两人的接触依旧频繁，友情一如既往。
然而，此时的胡风并没有中断他在重庆的“整肃”运动。
还是在１９４５年底的时候，重庆文艺界即突然传出流言，说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这对于“整肃”期间正在遭受“清算”的姚雪垠而言，简直是飞来横祸。其实，流言是从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传出来的。当年陕北抓特务成风，不堪刑讯的人便乱攀乱咬，累及国统区的许多进步人士。
胡风则不放过再一次痛击姚雪垠的机会。１９４６年３月，《联合特刊》发表《骑士的坠马——评姚雪垠著中篇小说〈戎马恋〉》，对姚雪垠穷追猛打；广州的《文艺生活》也发表《评姚雪垠的〈出山〉》，质疑姚雪垠的战区表现；《文艺新闻》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文章，其中最令人不堪一读的是辛冰的《我所知道的姚雪垠》，文章从姚雪垠的“私德”着眼，试图挖出其“机会主义的本质”。
面对胡风发动的累累“清算”，姚雪垠不再沉默了。１９４７年初姚在“怀正文化社”的老板刘以鬯的援助下，《姚雪垠创作集》共４种很快顺利出版。在这套集子的跋中，姚雪垠把几年来蒙受胡风等攻击的委屈情绪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我只希望这些表面革命而血管里带有法西斯细菌的批评家及其党徒能拿出更坚实的作品来，不要专在这苦难的时代对不能自由呼吸的朋友摆擂。”
姚雪垠的反击，引起了胡风等人的震怒，阿垅很快写出《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一文。胡风等人认定“怀正文化书社”是国民党文化机关，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
——从一桩“莫须有”的谎言，到铁板钉钉般的宣判，姚雪垠危殆而冤
哉！
源于香港的“清算”和来
自上海的“答辩”
上海滩胡风与姚雪垠“内战”正酣，却不料香港正酝酿着一场反“清算”风
暴。时在香港的乔冠华、邵荃麟、胡绳等一批文化人，正准备以“整肃”回击“整肃”，彻底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于是，便出现了以高扬“文艺批评”为使命的《大众文艺丛刊》的创刊。
胡风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起初“在作家书屋，姚蓬子告我一个消息，他听刘百闵（国民党中国文化服务公司的老板）说香港正发动批胡风。这消息很使我感到诧异，怀疑它的真实性。我想，抗战八年来我一直跟共产党走，编刊物得罪了一些人那我是感觉得到的，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对我进行批判？当时，我猜测是刘百闵造谣中伤。雪峰也说，恐怕是他瞎编在搞分裂”。然而，事实很快便证明了“刘百闵的消息还真灵通”。
问题是，当年与胡风心有灵犀并且有着惺惺相惜友情的乔冠华，何以会主动发动起这场旨在“清算”胡风的批判，并且还亲自撰写《论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给胡风的文艺观点扣上一顶“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呢？
乔冠华晚年的解释是，为了检讨当年在重庆所发表的、曾引起过强烈反响并因此遭到批评的《方生未死之间》的缺点和错误。然而，在《论文艺创作与主观》这篇文章里，乔冠华虽然批评了所谓“到处都是生活”这片面的提法，但他却与批判胡风挂起钩来，声称：“据我所知，在批判胡风的这些刊物，也代表延安，延安的同志看到了我这篇文章，我听说延安有些领导同志，对我采取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是肯定的。这篇文章，《人民日报》曾经把它编入批判胡风的文集。”
面对这场由权威理论家所发动的“清算”和围攻，不仅胡风本人震惊，连喊“莫名其妙”，就连中共党内的反响也十分强烈。冯雪峰在看了一系列点名批评胡风的文章，尤其是乔冠华的《论文艺创作与主观》后，竟“气愤地说：‘这和当年创造社太阳社搞鲁迅一样！’冯亦代和乔冠华关系很深，一向信服他，但看了文章后来看我，说：‘这是最坏的一篇文章。’”（《胡风三十万言书》）
冯雪峰所说的“创造社太阳社搞鲁迅”，指的是２０年代后期发生在中国进步文坛首次充满浓烈火药味的论争。这场文坛硝烟由创造社于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５日在上海创刊的《文化批判》为起点，以鲁迅为“文化批判”对象（同时“陪绑”的还有叶圣陶以及原创造社同人郁达夫和张资平）。同年３月太阳社亦加入对鲁迅的围攻。当时，还是一位文学青年的冯雪峰冷静地观察并思考着，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左翼文学队伍将面临着涣散和离心的危险，于是在戴望舒、施蛰存等创办的《无轨电车》创刊号发表了有着重要影响的《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冯夏熊在题为《冯雪峰——一位坚忍不拔的作家》的回忆文章中，称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开始正确评价鲁迅的首篇，是要求左翼文学运动联合起来的第一声呼号”！
在胡风看来，“他（乔冠华）能不负责任地忘了过去，我可要向读者负责，不能今是昨非地乱说一通，我必须慎重严肃地想想”。
抱着“真理之外，别无所争”的理念，胡风决定由自己出面答辩，于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７日午夜３时写完了他的反批评——《论现实主义的路》的第一部分。
在这本花费了近两个月才写成的小册子里，胡风从实际出发，历史地、正面地论述了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深入批判了“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他认为“知识分子有不少是从贫困的处境里苦斗出来的，他们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知识分子有不少是在反叛旧的社会出身，被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所教育出来的，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本有过或者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他们大多是劳动力出卖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传播先进思想的桥梁。遗憾的是，胡风的这些精辟见解，不仅没有被人们所认同，反而被认为是做了“知识分子的辩护人”，是拒绝学习马列主义，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实际上，在这本册子里胡风也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缺陷，以及知识分子作家思想改造和人民相结合的问题。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些。
１９７７年７月，时在狱中的胡风按照指令写成《关于乔冠华（乔木）》的交代材料。谈到这本小册子时，曾这样说：
当时，我并不觉得如冯雪峰所说的，乔冠华们对我的批判有当年创造社太阳社搞鲁迅似的严重性，我根本不能和鲁迅比。但经过了今年在清江检查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内部的斗争情况以后，现在我觉得，乔冠华的理论实质和作风，无论在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上，确是和当年的创造社太阳社有血缘组成联系的。都是自以为代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自己是真正马列主义，完全脱离历史实际，也不作具体分析，用极左的原则词句判决对于为什么什么，如主观唯心主义之类。问题的提法是完全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的。这在左翼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个甚至占着合法地位的思想倾向。但在乔冠华还有一个特殊内容。原来在重庆时，他成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要批判对象，现在他忽然跳出来“找出”了胡风是主观唯心主义，他自己就成了当然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他用胡风的名字洗了手。
胡风实在是天真。当然，他也不可能料到，他一再声称这些人都是他“所尊敬的友人”，并希望“对事不对人”的这场“文艺论争”，一开始便涂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
微妙的乔、胡关系
上海，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环境是越来越危险了，胡风的名字已被列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
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已在外避住了几天的胡风，终于同意避居香港。这样，未能等及《论现实主义的路》小册子面世发行，胡风即由金山护送，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９日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