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文艺论争中的乔冠华与胡风
作者：茆贵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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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天后的１２月１３日，胡风一抵香港便径直前往乔冠华的住所。当时，四楼住的是周而复和冯乃超夫妇，乔冠华夫妇住在二楼。
对胡风的抵港，乔冠华、邵荃麟、冯乃超等非常高兴，他们设晚宴招待了胡风。胡风感觉得出来，这是他们“特别设计的友谊聚会”。
席间，为调节气氛，冯乃超特意将一本岛田政雄的书拿给胡风看，因为其中载有对郭沫若和胡风的访问记。乔夫人龚澎也乘机请胡风介绍推荐一些可供外国进步读者阅读的作品给她，以便在她主编的英文刊物《中国文摘》上登出。
在胡风看来，冯乃超给他示书，意在表示他们是重视友谊的；而龚澎的客套，只是借以表示他们仍旧重视他的文学工作。这使他感到心安。
因为是“特别设计的友谊聚会”，饭后大家并没有立即散席，而是聚在一起交谈。据胡风后来的“交代”，这次谈话以“乔冠华为主。好像是，他先问我对他的文章的意见，我当即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他们当然知道），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一个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搞清楚是什么一回事。他听了有一点惊愕的表情。事实上他对那个论点并没有懂，我说弄清楚了当然是反驳了他，也就等于把他的中心根据推翻了，对他的全部意见都否定了。……他又问我北大《泥土》上的文章是谁写的？《泥土》上的文章是路翎写的，批评了他，并且质问地提到了他对在重庆写的文章中唯心主义错误都不能够认识，现在的批评依然是唯心主义的（好像大意如此）。这刺着了他的痛处。我当即说，不是估定是我写的么？那就算是我写的好了。我不愿说出路翎，也不愿否认那文章和我有关（是我寄给《泥土》的），这样我可以对那篇文章负责。他不好说什么，只说他自己经过了怎样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不是别人能够体会的。……他还表示，批评了我而没有批评茅盾，他们的做法是有缺点的”。
经过“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的乔冠华，虽然此时与胡风在观点上已有相当分歧，但对两人之间多年来所结下的这份友情依然看重并十分珍惜。胡风显然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几天后，临时住在闹市小旅馆的胡风，应邀搬回乔冠华所住的公寓。期间，潘汉年曾单独拜访过胡。在胡风看来，事先潘汉年“可能和乔冠华商量过，希望我进解放区之前关于我们的论争取得一个解决，例如分别写个什么表态文章，都承认自己有错误，要用党的文艺路线来改正错误之类吧”。但胡当时“没有想到他们急于解决问题（实际上不可能解决），更没有想到潘汉年是为这个问题和我谈话”。
虽然与乔冠华夫妇住在同一公寓，但胡风“以为他们忙，不应该像在重庆时那样找他们谈闲天”，故而没有主动下楼找过。倒是乔冠华几次主动上楼来看望他。乔冠华自然感觉得到，此时的胡风对他是有怨气的，感情上似乎有了隔膜。
胡风的这次抵港是短暂的，他的目的地是经香港绕道进入华北解放区。
离开香港的前一天，即１９４９年元月１日晚，乔冠华再次上楼看望胡风。交谈中，提到了当天新华社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乔冠华一下子又来了谈资。
“这一定是小胡写的！”
胡风对中央领导人本来就知之不多，对胡乔木的了解也少，听乔冠华这一说，自然认为言之有据，想不到是毛泽东亲自所写。
胡风就要离港北上了。乔冠华显得有点失落和留恋。他紧握胡风的手说道：
“明天我有重要活动，不能为你送行了。就由汉年同志全权代表吧。多包涵啊。”
“以后，咱们大概见面的机会是少了……”
乔冠华眉头一皱，随即做了个否定的表情，“怎么见面的机会会少了呢？”
胡风后来解释：“我的意思是，革命胜利后，他的工作一定重要，更忙得多；我只愿做一个作者，方面不同，地位悬殊，当然不容易见面了。但他可能误会我，我们争论了，他不愿见我，所以出现了那样的表情。”
乔冠华与胡风原本亲密的关系，因为这场“文艺论争”，从此变得微妙了起来……
胡风“神情无绪”，乔冠华“不便再理”
建国以后的情形，果如胡风所言，因为“方面不同，地位悬殊”，他们之间“见面的机会是少了”。然而乔冠华依旧关注着一直遭受批判的胡风。
一次，胡风去看望乔冠华，见乔将一部《中国俗方学史》放在沙发上，并特意告诉他，这是在重庆时向他借的。显然，乔冠华有意缓和与胡风的关系。谈话中，两人很自然地谈到了林默涵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乔冠华还是对胡风说：“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我觉得，把问题推开来谈，花几天工夫一定可以谈清楚。我觉得，这个关一定可以过去。”
“我从来没有抱过关思想。”倔强而有怨气的胡风并没有理会乔冠华的表白。
以乔冠华的身份，胡风的话让他有点下不了台了。但乔没有计较。他马上又解释：“我的意思是，问题总是可以谈清楚的嘛。”
或许是为了安慰乔冠华，胡风坦率地告诉他，自己打算好好检查，长期检查。胡的语气也缓和了许多。后来，一向固执的胡风果然写出了１０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但是，他的这个“自我批判”未能改变最终被打入冤狱的命运！
乔冠华与胡风友好关系的“句号”，是在胡风１９６６年２月离京服刑前给乔冠华的一封“辞行”信后，由乔冠华自己画上的。胡风的原信是——
乔公足下：
十多年以来，常常瞻望行旌所向；声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致完全见弃，希望能给我一个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
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是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想到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
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
匆匆敬礼夫人均此
胡风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东郊
胡风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６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此前已被关押了１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６年。同年１２月３０日，出狱与家人团聚。他原以为，在得到与家人短暂的团聚以后，还是能够在北京服完剩下的４年刑期的。不料，时隔不到一月，即１９６６年春节后的初三或初四（１月２３日或２４日），又被强行转赴四川服刑。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胡风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从此恐怕再无法从事自己的文艺工作了，为此他曾提出想和夫人梅志一起到北京劳改农场服满剩余的４年刑期的愿望，但被拒绝了。接下来，他在写出的狱后感想中，又一次提出了想留在北京的请求，因为他知道这个感想是要呈交周恩来的。然而，依然没有回音。胡风非常沮丧。他真的失望了。他给乔冠华的上述信函，便是在这样一种“神情无绪”的心境之下写就并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