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文艺论争中的乔冠华与胡风
作者：茆贵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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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味很浓的《大众文艺丛刊》
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香港。
一种由乔冠华等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原本似乎是一种有关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方面争鸣的“学术性”刊物。可刊物一经面世，即刻在中国的进步文坛引发出一场重大而剧烈的文艺论争，由此又间接地引发出胡风于１９５４年向党中央写就的洋洋“三十万言书”，进而酿成一桩震惊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在中国文坛留下了一曲历史悲歌。
被简称为“胡风事件”而进入正史的这场历史公案，尘埃落定并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时至今日，仍不乏有真知灼见的见仁见智之说。好在近些年来，关于胡风以及“胡风集团”冤案的回忆录、研究专著已陆续出版多种，它们在史实提供、理论分析、历史思考诸方面，都大大丰富了对这一事件及相关人物的描述和研究。
本文将要叙述的是：《大众文艺丛刊》在当年的那场文艺论争中，究竟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在此前后，乔冠华与胡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据乔冠华临终前的身世自述：“党内的同志对胡风的一些思想有意见（这是第二次争论）是由来已久的。在重庆的抗战时期，胡风的思想更加发展了，更加明朗了，那么这种不同意见实际上不仅是在香港，在上海、在许多地区都存在着的。我们党内在香港的一部分同志，就发起批判胡风过分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
这大概就是当年乔冠华等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的最初目的。也正因为此，刊物出版后，很快在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的书店、报摊上出现，而且“颇受读者的欢迎，发行数字与日俱增，影响也逐渐扩大”。
抗战期间，美国陆军军官与中共中央代表（顺时针方向起）王炳南、乔冠华、周期性恩来、肖显法、龚澎（乔冠华夫人）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宴会上相互敬酒。
事实上，创办人当初对创办一种什么样的刊物，具体承担怎样的使命，并非一开始就形成共识的。周而复后来这样回忆大家统一认识的简单过程：“有一天，我们在英皇道住处谈起这个问题，大家觉得有出版一种文艺理论刊物的必要。夏衍和冯乃超同志十分赞成，最积极的是荃麟同志，好像胸有成竹，早就想好怎么办这个刊物。……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出不定期的丛刊，有文章就出一期；文章少或一时写不出文章来，可以推迟出版时间。丛刊取名费了一番斟酌，既要表明这个刊物的立场和性质，又要照顾到香港的具体环境，经大家商议，决定取名《大众文艺丛刊》。”
时为《大众文艺丛刊》主要作者的林默涵，后来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的一段回忆，对理性地审视当年的创刊背景、认识刊物的性质不无益处：
当时在香港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在文委领导下，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麟主编。这是人民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而面临全国解放的前夕。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同时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望。经过交换意见，遂由荃麟执笔，写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文中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过去工作中存在着逐渐忽略新文艺运动一贯的大众立场和忽略自身思想改造任务的倾向；同时也批评了作为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之一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很显然，《大众文艺丛刊》并非是一种普通的文艺理论刊物。它不仅代表着“文委”领导集体的意志，而且肩负着批评“作为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之一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的任务。由此看来，乔冠华所言“我们党内在香港的一部分同志就发起批判胡风过去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的那样一种文坛现象，自然就不足为怪了。时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乔冠华，以及当年在重庆时期直接从事党的文艺领导工作的邵荃麟、胡绳等知名文化人，均成了该刊编辑班子里的重要成员。
也正因为如此，《大众文艺丛刊》一创刊便高扬起“文艺批评”的大旗。至１９４９年６月因编者、作者纷纷北上而自动停刊，前后一年多时间虽只出刊６辑，但除乔冠华以外，已刊出了诸如邵荃麟、冯乃超、胡绳、林默涵、夏衍、郭沫若、茅盾、丁玲等一大批知名文化人的文艺批评文章。这些文章批判的虽说是文艺思想或文艺现象，但批评标准显然已超出了文艺的范畴，体现出了一种政治评论的色彩，其中由邵荃麟执笔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和他自己的《论主观问题》、乔冠华的《论文艺创作与主观》、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和《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林默涵的《思想解放与集体主义》等众多文章，都直接点名批评了胡风。尤其是乔冠华发表于第二辑《人民与文艺》中的《论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批评了胡风把创作过程神秘化，提倡“精神重于一切”的做法，并且给胡风戴上了一顶“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
时在上海的胡风，对这场经过酝酿并业已开始了的以“胡风思想”为主要对象的“文艺批评”并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收到冯乃超从香港寄来的信，提到他们出的《大众文艺丛刊》，还很客气地希望我看后提意见”之后，才恍然大悟起来，因为，“没看内容，只看目录就明白了八九。《对于当前文艺活动的意见》是对我而来的，但很多地方误解甚至歪曲了我的原意”，“我不好说什么，也无法给乃超写回信”（《胡风自传》第２５３页，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６月版）。他回忆道——
……接着次一期就发表了乔冠华写的专门批评我的文章。这就清楚了：邵荃麟的所谓全面批评，不过是表示不专门攻击某个对象的表面文章，乔冠华完全批评我的专论才是正戏。看了以后，情况是出乎意外的。第一，原来乔冠华在重庆是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点批评对象，现在竟立地成佛，变成一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站出来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了。第二，无论是批评胡风的论点或者他自己的立论，不但完全脱离了实践基础，而且连言之成理都做不到。莫名其妙，为批判而批判了。第三，更莫名其妙的是，他引用了黑格尔的一个论点，证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比唯物主义者胡风还要唯物得多。（胡风：《文稿三则·关于乔冠华（乔木）》，载《新文化史料》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很显然，胡风对来自香港的批判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他对那些歪曲或抓住只言片语作教条式批判的做法本能地产生了反感和轻蔑。
那么，乔冠华缘何要“站出来批评胡风的‘唯心主义’”？胡风又何以三番五次地连称“莫名其妙”，并愤怒地指责“原来乔冠华在重庆是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现在竟立地成佛，变成一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个中原因，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道明的，还要从抗战时的重庆说起。
胡风与重庆“才子集团”
应该说，乔冠华与胡风的相处一直是融洽的，彼此也十分珍惜相互之间的友情。
胡风隐约记得，他们之间的初次见面是当年旅居香港时，在一次迎接经济学家陈翰笙博士的茶会上。因为这次茶会是乔冠华出面张罗的，乔的年轻干练、达观开朗及诗人气质，引起了胡风的注意。
真正给胡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由乔冠华等参加组织的那次旅港文化人的紧急疏散和此后不久的香港秘密大营救。也就是这次决定胡风生死的特殊经历，使胡发出了“这以前，在我的印象上，他是一个恃才自傲，地位观念重，有些浮华的共产党文化领导人；但现在个别接触以后，发现他对工作有责任心，而且是有做组织工作经验的和才干的。这和过去关于他的看法好像有些矛盾了”的感慨。
１９４３年３月，继乔冠华由韶关辗转至重庆不久，胡风亦由桂林转抵重庆。从此，因为工作关系和共同的爱好，比胡风年少１１岁的乔冠华，开始与胡风过从甚密，很快“引为知己”。乔、胡二人由此成了至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