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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的“大右派”——雷海宗
作者：胡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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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极不正常的局面，今天应当纠正，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我们的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之后，现在也有条件纠正。如何具体做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商讨，但首先必须大家对整个问题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每个人应当有能力、有信心去发展社会科学，适应改变了面貌的中国社会。（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８日《人民日报》）
小组的发言和讨论每天都要整理成简报上报康生，康生应当看到过雷海宗的发言（冯承柏：《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１９５７年蒙难始末》，《历史教学》２００３年２期）。但他的这次发言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异议。
４月１４日，《人民日报》派３位记者到天津，召集李建勋、吴恩裕、季陶达、雷海宗等１０位天津知名教授召开座谈会，讨论“双百方针”。雷海宗又一次在会上发言。他重复了上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主旨，但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他说，１８９５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谈的主要是当前的革命问题。雷批评教条主义者说，马克思、恩格斯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雷认为：１８９５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１８９５年到今天６２年的课补上。他举希腊史为例指出，６２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１８９０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就可以说明好多问题。这本书恩格斯可能没看到。他如果看到，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雷强调，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２日《人民日报》）
但这一次发言很快就带来了麻烦。一周后，《人民日报》刊出雷海宗的谈话，标题是《社会科学需要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１８９５年的地方”》。引人注目的是，《人民日报》在前面加了“编者按”，后面加了“编者注”，并用了黑体字。编者按说：
“座谈的发言不能像写论文那样严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发言里看出知识界的一些思想动态和他们迫切关心的一些问题。其中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不能同意的。”“编者注”指出：
雷先生认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１８９５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而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论断。古代史的研究者当然应该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去补充以至修正那些个别论断，但是补充和修正这些个别论断，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是我们的看法，希望大家讨论。”（《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１—２２日）
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雷海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天就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对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他首先表示，对于“注”中的话“完全同意”。他也认为最近６２年来，结合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在发展的。他所强调的只是过度忽视了对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的进一步研究。他在谈话中所说的“１８９５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一句话中，下半句就是指的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理论，而上半句“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是指像列宁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更清楚的定义之类。这后者只是“个别的”，而不是“主要的”，他们对于过去的人类经验没有时间多去谈论，只能在极“个别的问题上”说几句话。他们谈的有分量的话“主要地”是有关当前革命的问题。他说，我们一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树立的结合过去几千年人类经验的社会科学部分，不肯体会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从而使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之中。他强调指出：这个意思，他在谈话中没有说清楚，跟他当时的一种想法有关系。因为在座谈会的半个月以前，他在曾经在天津的另一个座谈会上发过言，主旨相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他就把自认为不言而喻的话用半句话带过去了。
他把在那个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的原稿附在信后（主要部分已录于前），寄给了《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在４月２８日刊登这封来信时，没有直接对它发表评论。但是，同时刊登了季陶达的《马克思主义停留在１８９５年吗？》一文，“认为马列主义停留在１８９５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不合逻辑的”。这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表明《人民日报》的态度。
就在这中间，也就是４月１６日，《人民日报》派学术文化部编辑袁佑铭访问雷海宗。雷海宗主要谈了对教条主义的看法。他认为，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什么在学术界站得住脚的著作出来，就是吃了教条主义的大亏。苏联教条主义到了极点，不论什么杂志也好，小册子也好，都是教条主义的东西，都是找一点材料，套上早已过时的结论。他说，这些东西哪一本是经得住学术上推敲的？
对马恩列斯的著作，他也作了大胆的点评：
学术著作就是那种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东西。……在革命运动中，应付当前问题的东西，那不能算是学术著作。比如说“物质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千古不灭的道理，不管什么国家、什么人，都得承认它。这就是真正的东西，让你不得不认识。比如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是一本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但是，列宁的“经验批判论”就不同了，就差得多了。为什么呢？……做学问是要有学问的基础的。……马克思人家读过正规大学，学问的基础原来就好。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上对现实情况材料的研究，自然就不同。而恩格斯就差了，虽然也读过大学，但后来干了别的了，不像马克思那样。至于列宁，一直在干革命活动，原来的基础就不好，只是在被赶到国外以后，革命指导不上了，这才只好读点书，但是研究也很有限。因此，列宁的学问比起恩格斯来，又差得多了。所以，基础学问要紧，……你说到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其实，这本书算不上是个什么学术著作的。好几十年来，因为斯大林个人的关系，谁也不敢对这本书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动一个字就是不得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最坏。教条主义的统治势力就是这样来的。斯大林死了以后，大家也认识到这个道理了。（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１９５７年第４４期）
雷海宗还进一步谈了“雅典宪法”以及国内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等问题。他特别嘱咐袁编辑，这次谈话“最好不要发表”，因为害怕“引起一些不安来”。后来确实没有公开发表，却刊登在中宣部主办的专供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了。
１９５７年６月２日，天津市社科联组织几个学术团体联合举办争鸣论坛。由于有《人民日报》“按语”的教训，雷海宗本来不想作演讲，但禁不住反复动员，还是以《世界史分期与世界上古中古史中一些问题》为题发表了讲演。
他首先从生产工具的发展说起，认为人类生产工具的发展有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第四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后来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没有争论。问题在于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他认为经典著作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唯一较有系统地谈过的是马克思。而马克思所根据的也只是当时欧洲科学所掌握的材料。恩格斯、列宁也在几个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但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般的不提了。他强调，今天掌握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材料比较多，因此，应该根据新的材料重新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