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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的“大右派”——雷海宗
作者：胡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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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和天津等地的高校普遍开展反右派斗争之后，天津市委文教部、南开大学党委、天津市委有关领导仍然认为雷海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天津市委文教部科学处还曾多次就雷海宗的问题向中宣部科学处请示，于光远曾经明确表态：雷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学术问题，让他继续讲、写，也可以发表，总之是“百家争鸣”，至于雷该不该划为右派，那是另外的问题，应由天津市委来决定。
但是，不久就开始传出小道消息。康生说：“认为马克思主义１８９５年以后就不发展了，这还不够定右派？”他还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点名说：“让雷登台批判右派，还加以报道，难道雷海宗成了左派？”７月下旬，中央召开全国省（市）委宣传部部长、文教部部长会议。康生在小组会上当面指斥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梁寒冰，严厉批评天津市委是右倾，说：“你们南开大学的雷海宗还没有斗，反右就结束了？天津不斗雷海宗就是右倾，天津反右要重搞！”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大会上提出严厉批评：“天津市委再不批雷海宗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市委不得不立即行动，把雷海宗定为右派。８月１４日，天津科协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雷海宗被定为右派。
横遭批判
雷海宗被定为“右派”后，针对他的大批判随即展开。继８月１４日天津科协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之后，天津市史学界也举行了批判会。９月初，在天津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雷海宗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９月１３日的《天津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一些著名人士在市人代会上批判雷海宗等人的言论。“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老牌右派分子”、“二十年来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老牌右派分子”之类的标签，纷纷贴在雷海宗身上。
南开大学历史系有关领导认为：“长期来，雷海宗在历史系教师和学生中系统地散布了他的反动观点，影响极其恶劣，因此必须在政治上粉碎雷海宗的反党阴谋后，彻底肃清他的反动学术思想。”因此，他们拟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计划”，“其中以批判雷海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重点”，题目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根本分歧”、“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苏联历史科学成就”、“新中国历史科学的成就”等。还有人提议，“这项工作中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把对雷海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评，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既有专人准备，又有群众的广泛参加，使每个人都投入到斗争中去”。（《历史系确定了两件大事》，《人民南开》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３日）
被定为重点批判对象，自然要作检查。“大约过了两个月后，系里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他的身体时渐虚弱，但有的会他必须参加，有一次他晕倒在会场，三轮车把他送回家中”。而且，为了对新生进行阶级教育，学校还安排新生旁听批判雷海宗的大会。据有人回忆：“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作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雷海宗夫人张景茀多年后回忆说：“天津市内开反右大会，会上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我说‘对不起你’。这突如其来的恶讯，对他打击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当时，我能向谁求援，又有何人敢来帮助我们？”
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４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连续召开了３天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史学界的“右派分子”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梦家（雷海宗因故没有参加会议，向达、荣孟源、陈梦家在会上作了检讨）。雷海宗在“鸣”、“放”中的那些发言和讲话自然都成了罪证。不仅如此，他在平常所发的一些议论，以及他在解放前的一些活动，甚至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等等，都成了大批判的靶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史学刊物很快就成为大批判的主要阵地。综观当时报纸、杂志上所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对雷海宗的批判主要有：
其一，反对党的领导，诬蔑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成就。有人揭发雷海宗曾经说过：“现在史学界领导都是外行，问题很大，史学很难发展”；“中国科学院根本没有成立的必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科院“毫无成就”；解放后出版的书“没有学术价值”，“内容贫乏，逻辑混乱，看了使人思想僵化”，“解放前最坏的书都比现在的好”（《坚决反击史学界的右派分子——首都史学界反右派座谈会报道》，《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１页）。他还曾说过：“目前，我们的教育方针太笼统太概念化，不从实际出发，因此不能培养教育出完满健全的学生。解放后，虽然禁止了对学生的体罚，但今天对儿童、青年在精神上的虐待却很严重。”解放后的知识分子“一般的是一言不发的，或者是只发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雷海宗还说过：“无论在什么时代，农民都是最善于消极抵抗的；统治阶级只要叫他感到不满，他就会怠工、破坏、故意减产，除了自家糊口外一粒无余。”在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雷海宗听说某些商场毁了一些无用的旧书，就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浩劫，是第二次焚书坑儒。”（《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２日）
批判者指出，这是雷海宗采取含沙射影、明枪暗箭的手法，诬蔑党和国家的若干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和农民同党和国家的关系，说明了雷海宗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雷海宗毫无根据地诬蔑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科学界，诬蔑苏联学者，“显然是想取消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有人则认为，雷海宗的言论与章罗联盟是“相互配合、遥相呼应”的。他们有共同的恶毒的语言、卑劣的手法、反动的政治目的。“他们的语言都是浸透着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无比的仇视和诬蔑，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一味的粉饰和膜拜。他们的手法都是故意抹杀新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巨大成就，设法挑拨和煽动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党的领导，他们的目的都在改变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削弱和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期以造成天下大乱，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让我们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步。”（《揭露雷海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历史教学》１９５７年１０期。）
其二，宣扬“马克思主义停滞论”。雷海宗被批判为一贯地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肆意向马列主义进攻。在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停留在１８９５年”的谬论以前半年，雷海宗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死时就停止发展了”，甚至还说过“马克思主义在１８７７年（恩格斯《反杜林论》出版那年）就停止了发展”。他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列主义。（《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２日）雷海宗在天津１０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应该看做是在学术思想方面向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公开挑战”；雷海宗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几乎都是他的前辈已经说过的一些陈腐的调子”；至于“从恩格斯死后马克思主义就停止了发展”，这种议论不能认为只是他的学术见解，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因为这种议论，实际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列宁阶段，否定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否定半个世纪以来各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阐发，甚至否定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即使是在历史科学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停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一种斗争的科学，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改变历史，即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一点也许就是我们和雷海宗教授的基本分歧之点。”（《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