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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的“大右派”——雷海宗
作者：胡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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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１９０２—１９６２），字伯伦，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学家。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他被打成右派，与向达、荣孟源和陈梦家等人一起作为整个史学界的右派典型，在全国范围内遭受批判。
学术人生
１９０２年，雷海宗出生于河北省永清县。１９１７年入北京崇德中学，两年后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１９２２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１９２４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２７年，其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时年２５岁。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在学位论文选题时，大多选择做有关中国学术的文章。这固然是因为中国学生有比较深厚的中国学术功底，同时也是因为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相对陌生，通过论文答辩比较容易一些。比如早先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其博士论文就是《先秦名学史》。雷海宗却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来撰写博士论文，并且获得了优秀的成绩，因而深受其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
雷海宗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并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主要讲授外国史和中国史，同时进行广泛的学术研究，先后发表《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孔子以前的哲学》等论文。１９３１年，他转到武汉大学，任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在此期间，发表了著名的《殷周年代考》一文。他采用新方法，以“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为根据，推断周朝元年应当在公元前１０３０年与前１０２０年之间，从而肯定《竹书纪年》关于周室元年为公元前１０２７年的说法，并进一步认为盘庚迁殷的时间在公元前１３００年，而汤王中原应当在公元前１６００年左右。
１９３２年后，雷海宗先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及代理文学院院长，主要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通史、史学方法等课程，有时也讲外国史课程。他还编辑了一套《中国通史选读》共７册，作为铅印讲义和教材。至抗战爆发前，他先后发表了《皇帝制度的成立》、《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中国的家族制度》等论文。１９３８年，他将这几篇文章的题目略加修改后，又加上《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年出版。这部书是雷海宗的代表作。
其后，雷海宗为《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撰稿，成为“战国策派”的主将之一。他所发表的主要文章编入林同济主编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由上海大东书局１９４６年出版。“战国策派”主要用文化形态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等，当时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学派。
到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雷海宗发表了数十篇学术文章，如《章学诚与蓝鼎元〈饿乡记〉》、《司马迁的史学》、《古代中国外交》、《中国古代制度》等。同期所发表的政论性杂文多不胜数。由于雷海宗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国民党当局曾经动员他“南飞”，并为他准备了机票。但雷海宗不为所动，毅然决定留在清华园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雷海宗仍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他积极地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１９５１年２月，北大、清华等高校的６３位教授组成３个土改参观团，雷海宗与清华的吴景超（团长）以及北大的朱光潜、贺麟等人一起，参加了西北区的参观团。通过这些活动，雷海宗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他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活动进行了自我批判。在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间，他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批判性文章，如《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并捐献了全部稿费。
１９５２年秋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兼任《历史教学》杂志编委。这一时期，他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和物质文明史等课程。他所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校交流讲义。１９５４年底，在毛泽东的发动下，思想文化界以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清算。雷海宗也写了《胡适哲学观批判》一文（未公开发表），参加了批判运动。
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中，雷海宗因为在学术方面的一系列言论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停止了教学活动，科研工作也难以进行。但他仍没有完全放弃学术研究，精心译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１９６１年底，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此时他已身患不治之症，不能行走，但仍然在次年春天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为２００多名学生先后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坚持到该年１１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他在重病之中顽强支撑，讲课时仍显得精神抖擞，使很多学生深受感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去世，终年６０岁。
１９７９年，雷海宗的“右派”问题被彻底改正。
“右派”言论
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会后，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到天津传达会议精神。天津市委邀请了部分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听报告并进行小组讨论。
雷海宗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极为大胆的发言。他从建国后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谈起，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我们国家的建设特别不相称，不相称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他看来，“百家争鸣”之所以“鸣”不起来，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资料的缺乏。接着，他谈起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由于这段发言对理解雷海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停滞论”极为重要，因此主要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所有的东西几乎都须从头作起，不是短期间所能奏功。在人类历史上，成为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新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科学。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不能拿来就用，但是又不能不用，因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可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总结了过去几千年人类的历史经验和科学知识，初步树立了新的社会科学。恩格斯死在１８９５年，到现在已六十二年，在这六十二年之间，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就中国最近的情形而论，我们党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直不停地在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地在增加内容的。但社会科学还有另外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渐具体地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一方面，这六十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滞状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掌握当时世界科学、尤其社会科学的一切情况和全部成果。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讲我自己的本行，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我们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办理，并且在谈中国史时，也尽量去找材料来印证在一百年前的条件下他关于欧洲史所下的论断，无证据处硬要找证据，实在说不通时，就说中国是例外，好像我们的祖宗在创造历史时曾经故意地不遵守历史发展规律似的。我们似乎不愿意想，马克思若在，他今日对于欧洲过去的历史，在今天的条件下，究竟会如何看法。我们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也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当以全部人类文化精华的继承者自豪，但我们不肯继承这一份按理属于我们的遗产，反倒把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学者去利用，而他们时常去滥用。但当他们去滥用时，我们也束手无策，也指不出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不掌握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