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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的眼泪
作者：金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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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鸡芦花
从卧室到蛋房是十七步，上两个台阶，转身，蹲下，就可以了。出来的时候，是下两个台阶，走两步，自由活动。但是千万要记住的是，用最大的嗓门嚷嚷，这样可以使他们把小孽障捡走，还要用尽全身力气把脸憋红，这样可以显得很兴奋，很愉快，让公鸡看了高兴，那么他会继续使你下蛋。
注意门口的生人，注意来人是否穿着工作服，是否带着绳子，拿着筐或笼子。注意墙角的秘密洞口是否被人堵上，而且注意，如果堵上的话，必须在十二小时之内重新凿开，因此还要注意，联合其他的鸡，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注意听收音机，注意观察主人看你时的表情，注意保持一切与外面的联系，特别是那些与外界交流颇多因而见多识广的家伙。比如老鼠一家，必要时可以轮流向他们提供鸡蛋，甚至牺牲自己的贞操。但同时也要注意，数量和次数不要太多，那样容易激发他们的贪心，因而夸大事态的严重性，导致混乱和对策的错误。所以，尽可能地调情而避免上床是比较聪明的办法。
注意锻炼身体，争取百米速度都能达到十一秒以内，学会变速跑和折返跑，练习飞翔和格斗的技巧，千万记住，万不得已而攻击时惟一的目标是他们的眼睛。
好了，散会。
嘀 咕
在我小的时候，或说在我出生的时候，我是一年一年地活着。比如说，我头一年，黑黝黝的，呼啦一下，出来了，出来了以后，马上会哭，还看见了光。然后，我还会吃东西了，会撒尿了，会拉屎了，我头一年就会这么多东西，所以我是一年一年地活着。小孩子总是盼过年嘛，会认人了，会哼哼了，会爬了，会走路了，会说话了，会跑了，会骂人了，那时候我肯定是这样，学会了很多。等到一个月一个月地活着的时候，可就不太容易说清了。一个月一个月的过法已经很快了，这样活啊活啊，也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又变成一天一天地活着了，这好像就是前一阶段才开始的。也就是说，我过日子已经不盼月底了，而改成盼天黑了，这就完蛋了。
我感到很害怕，我一害怕就要浑身发抖，于是我就抖。我爹说：唉，你怎么了?我说：我害怕。我爹说：年轻人什么都不应该怕，出去转转就好了。我就出去了，在街上转了一圈，还是害怕，就又到郊外转了一圈，还是在发抖，于是我就想：我爹说到外头转一圈，他又没有限定有多远，也没有限定有多久，我不如到南方转转去，那儿天气热，说不定就不发抖了。于是我就上了火车。
火车上很热闹，好多人都背着一大堆东西窜来窜去，因为他们都没有地方坐，我也没有地方坐，就跟在他们后面窜来窜去。到了晚上，我们都累了，就坐在过道里打瞌睡，有个戴大帽子的拿着手电筒照我们，问我们要票，我们没有，他就让我们都站起来，排成队，还要立正，挺胸，抬头，谁要做得不好，他就拿脚有力地接触一下那人的屁股，然后他指着我说：看好了，都要像这样。然后他转来转去，手指头还是指着我，说：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大伙儿都很听话，都学我，把头抬得高高的，这时我突然绷不住了，因为我又感到害怕，两条腿哆哆嗦嗦，两个膝盖老往一起碰，我没办法，就弯下腰，用手去扶膝盖，可还是管不住它。那个戴大帽子的人仍然转来转去，他好像没看见我发抖，仍然用手指着我，说：统统像他那样，再不然就打了。于是大伙儿都弯下腰，手扶着膝盖，让膝盖使劲地往一起碰。这样碰了大概有四五十下，那些坐着的人都嚷嚷了起来，有的躺到地下去了，有的互相摞在一起，有的就哭了，边揉着肚子边哭边大口出气。那个戴大帽子的惊慌起来，他边指着我边往后退，一边走一边说：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说着就钻进前面的车厢不见了。
他刚一走，那些人马上就抓起各种行李刺溜刺溜不见了，就好像水渗到地里一样，我还在那里发抖。有个阿姨说：你怎么不跑?我说：往哪儿跑?为什么跑?那个阿姨说：你的行李呢?我说：我没有行李。她一拉我的手，说：快跟我来。我就跟她走了，走得很快，到了另一节车厢，找见一个女的戴大帽子的，阿姨说：你到哪儿?我说：南方天热的地方。她看了一会儿我，那个女大帽子也看了一会儿我，然后阿姨说：补一张到广州的票。
于是我就到了广州。
那个阿姨的名字叫韩欣平，长得不漂亮。她好像要在中间下车，临走的时候又摇头又咂嘴，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就说：没什么不放心的，我就这样把全国都转遍了。她说：真的?我说：真的。其实我是撒谎，在这之前，我连平罗都没去过。但她看我那样子，就信了，给我买了一大堆吃的，还给我钱，我没要，我不需要钱，我看我一辈子都不会需要钱，所以我没要。
到了广州我就不害怕了，依我看广州的人要比大武口的多多了，就跟外国一样，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晚上我睡在公园里，有很多长椅，不盖被子也不冷。
再后来我就学会了一小时一小时地活着。因为活着就要吃饭，吃了饭才能活着，有个人说我要是想吃饭就去擦玻璃，擦一小时是早饭，擦两小时是午饭，擦三小时就连晚饭也有了。我就擦。那是一幢很大的楼，有很多玻璃，他们先在我腰上系了一根绳，再让我站到一个笼子里，从楼顶上往下放，一开始我觉得很有意思，下面的人都那么小，跟苍蝇似的。汽车也很小，钻来钻去，乱哄哄的，我简直和鸟待的地方一样高了，还可以和旁边擦玻璃的小子咧一下嘴，打个招呼。
我拿着大刷子，蘸着肥皂水，在玻璃上乱刷，又可以写字，又可以画画，我干得蛮欢势，可旁边的那小子老冲着我乱嚷，过了一会儿玻璃里面有个人也冲着我连张嘴瞪眼带比划，要让我一上一下挨着排地刷。这可就没劲透了，我这样刷了两小时就不想干了，这简直就是受罪。
我觉得有人把好事办成坏事了。
比如盖楼的这个人吧，他盖了一幢楼，让好多人住在里面，而不用睡在公园的长椅上，这是件好事。可是他又安了那么多玻璃，窗户上的就不说了，墙上也有，这幢楼简直就让玻璃给包了一层，这有什么意思呢?安上的玻璃时间一长就脏了，脏了就得擦，光擦窗户上的玻璃就够忙一气的了，还得擦墙上的玻璃。窗上的玻璃可以使人们光明，墙上的就没这么一说，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擦，一小时一小时地受罪，本来你受上四五个小时的罪，可能就完了，就可以吃饭了，可现在简直没完没了，这不就变成坏事了。所以这个盖楼的人很会给别人找事儿。
所以我干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等干到第五个小时的时候，我立即就不干了，要求吃饭。那个人气得要死，说：好好好，好好好。给了我一张钱。我说我不要钱，我只要吃饭。他说他管不了那么多，我又没干到下班，要是我干到了下班他自然带我去吃饭。我只好拿着钱走了，但我马上把钱给了另外一个人，他让我吃上了饭。
我在广州的经历就是这么多，当然还应该包括我怎么学会了一分钟一分钟地活着的事，那是关于我后来去给人家洗碗洗盘子的事，有关一个新名词--计时工作制，我就不想讲了。
这个时候我就想，人要是能意识到自己是一秒钟一秒钟活着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呢?人到底能不能这样活着，这样活着是更没劲还是就彻底好了?我想不通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干脆就不想了，结果这一下帮了我的大忙，我把时间这玩意儿给忘了，于是我没有时间，只有活着了。
蒋勇妈妈
孩子永远是孩子。我是说，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哪怕他的喉节大得像颗土豆，胡子拉碴，说话瓮声瓮气，走起路来老踩着别人的脚，哪怕是这样，他可还是个孩子。
所以我家的小勇托着那几个蛋，迈着他从一岁半起就学会了的小步子，冲着我走过来时，我就免不了要这么想。虽然他后头还跟着一个头发这么长，个头这么高，穿着又这么脏的小伙子。这人是他的朋友。孩子总归是要有朋友的。
"妈。"小勇说。
小勇说完后他的朋友马上点了一下头，冲我笑了一下，看样子这声"妈"是从他嘴里蹦出来的。
"这是谁?"我说。我看那小子有点怪里怪气，他倒是没有胡子，不过说不准就藏在什么地方，吆喝一声就长出来了，不过这小子要是能长出一脸胡子倒是蛮俊气的。
"这是哪位?"我说。我用手指了一下板凳让他坐下，他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板凳，用手摸了摸，然后扭过身子，才迟迟疑疑地坐下了，好像他从来没有见过，因而也不曾坐过板凳似的。然后小勇说："嘀咕。"
"嘀咕?"我说，我感到自己的嘴里漏进去了很大一股子风。于是我把烟头扔了，把右腿从左腿的膝盖头上放了下来，我把头偏了偏，想了想，说："什么，嘀咕?"
"名字。"小勇说。他双手捧着鸡蛋，双脚并得很拢，头也低着，和以前没什么不同。
"他叫嘀咕?"我说。我的眼睛有点酸，我把它们闭了闭，嘴也跟着一起动弹。
"你叫嘀咕?"我说。
这个傻小子点着头，看上去甭提有多高兴了，依我看你就是管他叫"蚂蚱"，或者是那种"扁豆蛄儿"，或者是一切那种长着两条长腿，玩命地在地上傻蹦的东西中的任何一种，他也会这么点着头，好像他平生头一回得到了正式承认。
"嗨。"我点了支烟，把烟盒给那小子扔了过去，他倒是挺机灵，"啪"的一下抓住了，就势放在窗台上。
"我不会吸烟。"他说，还是笑眯眯的，这阵子我觉得这小子有点意思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问他。
他看了看小勇，然后说："昨天。"
"昨天?"我说。这回我可没有那么好对付了。我家小勇活到二十多岁一直没让我这么费心过，也从没让他老娘在听他说个什么的时候这么费劲，也没撒过什么谎，上别人那儿弄过什么便宜；或者说把什么骗子带到家里糊弄自个的妈。所以这会子我要是不能把这小子的杂碎掏出来弄弄清爽，我也就别在大武口郊区这个地界混了，还是回家养鸡吧。我家小勇昨天压根儿就没出过门，他倒是上哪儿去认识这个小骗子的，我倒要听听。于是我说：
"怎么认识的?"
"喝酒。我请他喝酒。"他说。
听听。听听。
嘀咕爸爸
他的胸前鼓鼓囊囊的不知装了些什么东西，我看他从我眼前晃到这边，又晃到那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好像怀着孩子的妇女似的，弄得我一张报纸看了快一个半小时了，还停在头版的"自治区领导分期分批看望离退休老干部"上。于是我喊：
"孩子他妈。孩子他妈。"
他妈从写字台那儿回了一下头，压根儿就什么也不想看清楚，说了句："什么事儿?"就又回过头去了。
这种小学三年级的教案她都快写了三十年了，我看她都能一个字不落地给全学区的人背上一遍了，可没办法，上边发下来一个本子让写教案，她就得又写一遍。年年如此。
"孩子他妈。孩子他妈。"
这回她连头都没回。"又怎么啦?"她低着头奋笔疾书。我知道她惦记什么呢，她惦记一会儿的香港电视剧呢。
"看你儿子。"
提到儿子她倒是郑重其事地放下笔转过身来了，摘掉眼镜，上下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站起身来，满腹狐疑地走过去摸摸他的胸口，好像他只有三岁似的，说："这是什么?"
他把胸口猛地往回一缩，吓了她一跳，她那只手刚刚接触上就变成举在半空了，活像准备好了的一个大耳刮子了。
"别动。"他说。神情是少有的严肃。
"这是什么?"她说。
"生命。"他说。"这可是生命啊。"
说的同时就一趔一趄地向后退着走开，钻到里屋不见了。她还站在原地，举着一只手，侧着头，好像纳闷她这么站着到底是为什么。然后突然转过身来冲着我嚷，活像一个被解了"定身法"的小学老师抓住了头一个被她怀疑有施法嫌疑的小捣蛋鬼。
我赶紧低下头去看报纸，反正为了这张报纸我已经费了不少劲，报纸已经被我的手攥得有点潮乎乎的了。
"你也不管管你儿子。"她说。
如果一个小学老师打算和你认真地、严肃地、长时间地谈一件她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你非得有一副好耳膜才成。她的老生常谈基本上就是：做父亲的责任问题；我家的血统问题；她家的血统问题；我吸烟和喝酒的问题；最新科研成果中生活不良习惯对后代遗传的DNA的问题；社会的发展需要怎样的人才问题；国家九五计划纲要；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统计；本地区人均收入横向比较；丈夫的责任问题；丈夫责任心的具体表现；本单位各丈夫的横向比较。
结论：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