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房子事
作者：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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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
半夜的半梦半醒之间，梁守一会忽然一个激灵，心也就随着忽然一沉坠落万丈深渊。然后眼睛就在黑暗中大睁着，空洞而无奈地面对正在逼近的虚无，一阵阵惶悚，背脊上沁出冷汗。
有好长时间，梁守一死活不愿承认“老了”这个事实。学校人事部跟他谈退休的那个人是他的学生，本来是例行公事，他却从此视若仇雠。偶尔碰面，不管人家怎样恭敬如仪，他都视而不见，昂首而过。一两年之后，跟他一块退下的名教授大学者早成了快活老神仙，独他依旧倔着。省电视台一档类似央视《夕阳红》的老年节目请他偕夫人上镜，他横眉立眼，吓得扛机器的辫子男孩和拿话筒的平头女孩鼠窜而逃。他们以为人人都会把在媒体露脸当作莫大的荣幸，没想到还有一个会把他们当冤家对头的。
但在心里，梁守一却没法不承认自己的老。身体机能上的种种变化姑且不去计较，心理的病态是日益的明显：老是怀旧，且尽是不愉快的事；性情冷漠，却到处挑刺；迹近儿童，又不可捉摸。刚刚还哼着《老鼠爱大米》，转身就冷笑：“嗤，院长!”哼和笑都是出于愤慨：愤慨流行歌词进课本，愤慨武侠作家带博士。
而今已经不是政府在办高教，是高校在办高教。高校是越来越不像高校了，更像超市。炒作不怕挖空心思，只要能扩大名气；招生不怕泛滥，只要能增加收入；师资不怕不足，包括管食堂厕所的，发个文就是博导；校区不怕装不下，眨眨眼就可以冒出一片新校区，办贷款的、管基建的一夜暴富。上面来考评的时候，校长的主题报告振振有辞，考评组有个年轻精明的忽然听出跟他们前面去过的某省一所大学的报告只有校名的不同，无疑是从网上下载的。但考评照样通过。
梁守一的儿子梁平单位有个作家，写了篇小说把这些底细抖落了个一干二净。说是“小说”，其实就是篇黑幕报告，自然就影响很大，被到处转载。梁守一把登了那小说的杂志整天抓在手上翻个不休，念念有辞地赞不绝口，说，这才是社会良心呢!梁夫人烦了，说，你还有没有个完啊，有那闲工夫，去弄套房子来啊。
又是“房子”!
“俗!我看你是越老越俗。”
梁守一一听就冒火。
梁平说，老爸你发什么火?什么叫“俗”?你那么清高，就该安于陋室，怎么又那么多牢骚?你那个“社会良心”还有篇小说看了没有呀?你那么欣赏他，他还说过一句更精彩的呢：生活就是强暴，如果你无力反抗就躺下来享受。
梁平在省作协的文学刊物当编辑。那刊物不死不活，社会上早没几个人把文学当回事了。办吧，没人给钱；不办吧，也没人开口。想改头换面迎合市场，马上就有人来掐颈脖子。大家也就烧香摸屁股，私下里各自忙自己的。这些时他在下面的一个什么县给和尚搞宣传，那个县说是抓“旅游经济”，要修复一座几百年前就已片瓦无存的古庙。新近来主事的竟是他的大学同学，真像回事地叫做什么“幻空法师”。这个“幻空”也是梁守一的学生，在学校里还好生生的，明明是个做学问的料子，没想到出去转了二十几年，竟人了空门。这年头什么怪事都有，真是天晓得!为了给广纳施主开方便之门，幻空请了梁平去给他做宣传策划。梁守一很不高兴，说你这家伙从来就没有个正经，终难成器。梁平笑起来：我走的是你指引的革命道路啊，怎么会不成器。这事你老人家不可小看，还真是个正经事，说小了是促进地方经济，说大了是普度众生呢。
大学毕业，梁守一非让梁平去省作协。年轻的时候他很着迷做小说家，暗里下了多年工夫，始终发不出一篇，只好把指望转到儿子头上。梁平有点灵气，文笔也不错，应该有所造就，却坐不得冷板凳，吹牛、打扑克可以通宵，爬格子却是要他的命，三年五载也弄不出什么响动。看看专业作家当不上，便转去编刊物。刊物很穷，他结婚的时候好歹在筒子楼给他挤出一间空房，让他等着单位申报基建的宿舍楼，到他儿子生出来，那宿舍楼连个影子也没有。后来就房改了，再也指望不上宿舍楼，儿子却转眼就蹿到快跟父母一般高了。那间房子挤不下三个人，就又举家回了老窝。
梁守一分房时就是老资格的正教授，当时给的面积是最大的。梁平一家子回来，住是没有问题，梁夫人也高兴，少了冷清，多了人气，免得整天只能面对梁守一一张苦瓜脸。但梁守一心里很不舒服。儿子不在身边，眼不见为静，现在成天在面前晃，等于是让他面对一种惩罚。到目前为止，儿子的生活是他一手设计的：他不让儿子从政，说是官场黑暗；他不让儿子经商，说是无商不好；他不让儿子出国，说是中国这么大还容你不下?儿子样样都依了。现在弄成这样一个结果，他能说什么?不说，心里又堵得难受。跟儿子一同毕业去了政府机关的现在有的当了厅局长；去了特区的现在有的开了自己的公司；出了国的现在最不济的也成了牛皮哄哄的海归。权、钱、名也许程度不等，但最起码没有为房子发愁的。每次梁夫人唠叨这些，儿子马上就嘻嘻哈哈地接口说：妈你莫说这些，老爸会批评你俗的。房子算什么，那是物质的，我们需要的是精神的宫殿。儿子是在挖苦他，堵他的嘴。这小子真本事没有，就这一点油嘴滑舌的歪才。自己不思进取，还把责任推到老子头上。儿子当时按他的意见去省作协，本就不想有什么作为，而是看中了那里的清闲自在，对现在的境况也满不在乎，一副随遇而安的落拓样。虽说是出于一贯的惰性，这一点还是比他做老子的强，没有那么多牢骚，从不怨天尤人，更没有说过他半点不是。
倒是他自己的日子是过得益发的不得平衡了。他住的这幢楼老得灰头土脸的，已经有点像文物了。且当时的位置在校园的最深处，后来院墙外面的郊区农民趁着城市改造，开出了一条街，学校也就借机把院墙开发成了门面放租，先前最静的死角忽然变成了最吵闹的地方。郊区农民开的餐馆的垃圾和没有下水道的厕所臭气冲天；鸡鸭鹅狗猪一早便昂首拥进教授大院，成群结队地高视徜徉。那些没上学的小家伙不是站在墙外比赛砸窗玻璃，就是在各个单元的楼道里呼啸奔突，“官兵捉强盗”。各种各类民间艺术家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在院子里转着圈，扯着嗓子喊鸡蛋鸭蛋，豆腐豆渣，酒酿酒糟，补伞补垫，金戒指银耳环，破套鞋烂铜铁……更先进的则拿着录音喇叭，开到最大的音量反反复复地放《十五的月亮》、《两只蝴蝶》之类，或悠扬，或突兀，抑扬顿挫，此起彼伏，连绵不绝，让你头昏脑涨，浑身起鸡皮疙瘩，完全是噪音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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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幢楼是全省高校最早的一幢“高知楼”，无论建楼和分房在当时都是轰动的事。能进这幢楼意味的不光是解决住房，更重要的是学术地位的证明。那时全校各系泰斗级的人物很多，梁守一列进名单其实有些勉强。房子分到后来不够了，学校的意思希望梁守一让一让，等下一批。有关的头儿探他的口气，他抿紧嘴唇不做声。结果是法学系的彭佳佩教授让了。
而最有资格首先分到最好住房的就是彭佳佩教授。
彭佳佩和她丈夫乔博吾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国内是公认的。“文革”期间，他们夫妇遭受的迫害也是令人发指的。但彭佳佩教授观点特别，她断言她先生在“文革”中的不幸以及她后半生的痛苦都是她八十六点七公斤的体重引起的。
彭佳佩教授的丈夫乔博吾先生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那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几经辗转回到祖国。他的导师很惋惜，通过一直和他相爱着的女儿挽留他一起主持一个研究所。但他还是执意回国，一场抱头痛哭，歧路作别，从此天各一方。
乔先生回国后和彭佳佩结成秦晋。婚后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