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枝岈关
作者：武 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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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三哥开着他的黑色奔驰来了——两年来他几乎从我们兄弟三人的眼皮底下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踪无影。尽管同在一个城市，可是他从来不主动跟我们联系，尤其是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兄弟之间更是少有往来。
当时我们一家刚吃完饭，我正要抽烟，心里就扑通了一下——我听见楼道里有他的脚步声。那是他独特的脚步声，即使再过多少年，我也能一下子听出来。三哥走路历来很重，脚步动静很大。这些年来他的体重一直在一百公斤左右，是个纯粹的大块头，一般人很难有他那样骄横霸道的体形。
三哥不请自来，肯定是有很重要很急迫的事，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唐突登门，事先竟连电话都不打。他是一个很忙碌的人，他的手机使用率也很高，以前我们兄弟几个相聚，就很少见他消停过，他总是没完没了地接电话，没完没了地到外面去应酬。
说来也难以置信，三哥这些年来，还从没有来过我家。打开门，看到他，虽然他的脚步声早就通知了我，但我心里还是一愣。我把他让进门，刚想和他寒暄几句，他就打断我的话，直截了当而且还是用命令的口吻，让我明天上午跟他出一趟远门。他说着把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茶几上，我知道信封里一定是钱。看着厚厚的信封，我知道数目不小，但我看都不看，只是问他去哪儿，做什么。他很不耐烦，一边朝外走一边说我现在有事，忙，咱明天路上再说。说完，跟我妻子象征性地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他这个人做事历来就是这样，可我总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蛮横，还总是这样毋庸置疑和霸道。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万块钱，我明白他肯定是有事求我。三哥就是这么个人，什么事情都喜欢用钱来解决，亲兄弟也是如此。
望着窗外，我看见远处的一处工地，那里正在建大楼，我想也许这楼就是三哥建的。三哥搞了多年的房地产，市里好几个商贸大楼都是他盖的。最近他正在盖的那座全市最高的五十多层的大楼，好像投了好几个亿，报纸上有过整版的介绍。三哥在我们这个城市名气很大，是政协委员。我看见他大多是在电视和报纸上，我曾不止一次地在电视访谈节目里，看见他大谈特谈如何发展城市经济。
自从父母去世以后，我和三哥有两年没见了。我跟他无论是性格、做事方式，还有彼此的生活，都悬殊太大。所以我对他一向是少有往来，敬而远之。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那个信封去找他，他在公司。他的公司在闹市里，是一栋高层写字楼。我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我以单位事多为借口，告诉他我去不了。三哥听罢，连头都没抬，说，我已经跟你们领导打好了招呼，给你请了七天假。放心吧，工资和奖金，包括你的年终奖，你们单位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三哥说完，冲我一笑，我相信三哥的话是真的，我也相信他有这个能量。
没有办法，只好依他了。我问他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三哥笑了一声，用手指着我说，知道你为什么混到现在还是个大头兵吗?就是你的问题太多。要想往上升呀，就得少问这么多的为什么。告诉你，你现在应该是少问多做。说完他从另一间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黑色的皮包，轻轻放在桌上。他肃立在一侧，说你打开看看吧。
我弄不清他的用意，看着他，然后打开皮包，我当即就愣住了，原来竟是父亲的骨灰盒。我小心地拿出来，放在桌子上。黑红色的骨灰盒，擦得一尘不染，闪着幽暗的亮光。好多年都没有给父亲扫墓了，但是这骨灰盒我们兄弟四个都是再熟悉不过，因为当年是我们一起挑选的，要的是最贵的紫檀木。
父亲去世六年了，骨灰盒上父亲的照片，还和他生前一样，没有一点变化，他微仰着头，头发很短很硬，紧闭着嘴唇，瘦削的脸庞上没有一丝笑容，目光冷峻而严肃，像刀子一样。父亲生前我们兄弟四个都怕他，几乎不敢抬头和他说话，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模样我都有些模糊，或者说，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就从未留意过父亲的相貌。
三哥说，我们去大别山。你忘了，咱爹死前是有话的，要咱们把他的骨灰埋在老家。
父亲去世前的确是这样交待的。他离世后，我们兄弟四个为此曾开过一次会，但是大家都不说话。迁葬需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销。最后三哥说，还是我来吧。其实大家也是这么想的，就他有钱，他不出头谁出头?但三哥应下这事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他天天忙着挣钱，天天忙着盖楼，大概早把父亲的遗嘱给忘了个一千二净。
我不知道三哥为什么在六年后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我不好问他，毕竟他是哥哥，大我十岁。但我猜想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才想起来办这件事，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恨父亲。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经常打我们，我们都忍着不敢吭声。但是，三哥不，他像狗一样叫，一次次地往爹身上冲，所以父亲对三哥下手最狠，碗口粗的笤帚能打成天女散花。父亲一天不打三哥，似乎吃饭都吃不香。三哥和父亲一直是针尖对麦芒，两个人就像仇人似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常说他们是前世的冤家。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去逛庙会，三哥偷着找人算命，那算命的说三哥和父亲属相相克，五行不和，如不分开生活，必有一人被另一人克死。当时三哥听后，脸色惨白。也就是从那以后，三哥凡是做重大决定以前，都要算上一卦。深信父子相克之说的三哥，中学还没毕业，就离开了家，四处闯荡，后来他就做起了生意，拼命赚钱。从那以后，他和父亲的关系更紧张了——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拜金主义者，二入水火不容，平时难得一见，但一见面两人就吵。父亲七十岁时，寿席上三哥送父亲的寿礼是一个存折，有一万元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是三哥十多年风里雨里挣下的所有的钱。其实三哥送父亲折子的用意，只是想告诉父亲，您看，我没走歪路，我成功了。我把我挣的钱都给您，我是孝顺的儿子，我心里是有您这个父亲的。也不知道当时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暴怒了，一下子站起来，当着众人面，把折子撕得粉碎，然后扔到三哥脸上，一字一顿地吼叫，你这是在抽我嘴巴，我就是饿死，也不会沾你一分钱!钱算个球，老子不稀罕。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视财如命的儿子，只要我还有口气，就不许你再进我的门!
三哥当时就傻了，铁青着脸，一声不吭地跑了出去。从那以后，直到父亲去世前，三哥再没和父亲见过一次面。
三哥开着他的奔驰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向着父亲的故乡——大别山区一个叫枝岈关的小山乡驶去。一路上，他专注地开着车，很少跟我说话。三哥把车开得非常平稳。我知道他经常独自开车出去办事，一个人开车出去，那肯定是办重要的事情。多一双眼睛，就多一只嘴，多一只嘴，就多一份麻烦。我三哥总是有办不完的重要的事情。
我坐在他旁边，无所事事，打开音响，没想到三哥买的光碟竟然是那些红军时期流传在大别山区的老歌儿。
我说三哥你现在也听红军歌曲?
三哥说，是呀，听。说心里话，这些歌儿很好听的。
我问他，怎么好听?
三哥想说什么，但是没说出来，也可能不知道该说什么吧。
三哥可是真细致，他就是这样，在做任何一件事之前，他肯定要对这件事有一番深人的研究。回趟老家，他也要提前预热一下，熟悉一下，找到一种感觉。
在开往憧憬已久的大别山区的路上，听着这些过去耳熟能详的红军老歌，我心里有种与此行此景特别吻合的感觉。我不知道三哥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触。
我想起父亲，想起我们的小时候，想象着父亲的故乡，想象着父亲年轻时在故乡的情景。我没话找话地问他为什么不带司机，三哥只是哼了一声，没说话。以前三哥的话不是这样少，可自从办起公司，有了别墅有了车，话就越来越少了，而且随着资产的扩大，话还越说越简单，有时很复杂的一件事，他就说几个字，让人很不好琢磨。跟他在一起，特别累，脑子累，心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