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一墙之隔
作者：袁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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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一样，从那人的头顶汩汩冒了出来，然后那个人咣啷倒地，跟段晓蕾弟弟自己手中那根木棒似的。
常说天地间人命最大，轻易断绝不了，可反过来说，人命也最脆弱，一根小臂粗的棒子就能直取性命。后来发现，那根木棒头上有两根粗铁钉，就是那铁钉惹的祸。
段晓营的弟弟是家里的宝贝。当年生他的时候没指标，他是超生落地的，没取得合法的通行证就哇哇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弟弟上户口，父亲又是找关系，又是交罚款。父亲是电子元件厂的技工，母亲那时候是皮鞋厂工人，段晓蕾和弟弟小的时候，家里日子虽然不宽裕，却也过得去，也因为有了弟弟，父母心头满足，日子虽苦犹乐。段晓蕾上到初三，母亲的厂子长年经营不善要改制，她和一大批人同时下了岗。母亲拿了点钱算是跟厂里解脱了关系，一拍两散，从此没了组织依靠。那以后母亲杂七杂八做过很多活，父亲的厂子也不景气，收入长期在一个低水平徘徊。母亲下了岗非但不得闲，反而更加操心劳力，她帮人守过店铺，替人做过推销，在低等茶园端过茶水。
把段晓蕾和弟弟养大，父母是呕心沥血起早贪黑俯首甘为孺子牛。眼看着弟弟就要出息了，却出了这桩命案，好比是一步跨进阎王殿。所谓晴天霹雳。也不过如此?
一个来月后，弟弟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虽然只是一所普通大学，可那毕竟是一座桥啊，渡过去，就是别样人生。可弟弟再也过不了那座桥了，那纸录取通知书被父亲举在掌间，压出他一串异样的笑和成串的眼泪。那一天，父亲精神状态就不再正常与稳定。
再过了些天，庭审宣判的日子到来。弟弟年过十九，逃不掉法律责任。那天段晓蕾陪父母坐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听着一个年轻的女法官用官方文件样的标准嗓音念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判处段振宇有期徒刑十年……”她眼前真是一黑，不仅为弟弟黑，更为父母黑。
出了法院，第二天她父亲就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父亲住了半个多月的院，被她和母亲扶出来的时候好似一块风化的朽木，神情呆滞，胡子如同秋风扫过的杂草，两撮头发翘在后脑，眼珠子也不转，仿佛神经上了夹板。父亲回到家里安静了没两天，又开始对着家里的东西施展起暴力。在患病的父亲眼里，这个世界就需要拳打脚踢来应付，他的拳脚不时侵犯到段晓蕾和母亲身上。可母亲不敢再把父亲送到医院，因为住院费就是一只虎视眈眈碰不得的老虎。父亲这一病，厂里顺势给他办了病休，每月拿薄薄几张吊命钱，只够喝清汤吃点便宜药。便宜药药力靠不住，父亲的神经常常逃出管束，他一分为二成了两个人，要么呆如木鸡，要么舞若邪魔。
母亲被一连串的祸事一激，身体里的什么管子就出了问题，一怒一笑甚至一走路一说话，尿液就自动滴滴答答跑出来。母亲于羞愤中辞了工，段晓蕾不得不挺身出来，扛起养家的责任。
在美容院，三个月后她的薪水就升到了一千出头，这是她手法好，又有学护理的专业背景，能在给客人做美容时顺便跟她们讲点美容保健的常识和技巧，再加上她舍得为客人花功夫，做按摩什么的一点不拣懒，做得样样到位，客人们喜欢她，指名要她做的人就多。不过想要薪水再往上升就难了，蛋糕就那么大，她不可能尽刨到自己盘子里去。
可是家里有两个病人要吃药要照顾，每个月段晓蕾至少还得跑监狱一趟，拿些吃的用的去看弟弟。为找第二份工作，段晓蕾跑断了腿，她没有文凭，这是个大障碍，而今连售楼小姐都要求有大专文凭呢。早上送报纸倒适合她，但多少要养家糊口的下岗工人等着这份工作啊。她左碰右撞，总算在一个家政服务公司找到个钟点工的事情，工资实在太低，跑路跑得太远，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挣一个算一个。后来还是她的卫校同学知晓了情况，通过亲戚关系，让段晓蕾走到了凯旋门夜总会里，在包间门口做一个卖烟卷口香糖的游动小贩。“先受点委屈吧，”她的同学这么跟她说，“把家里的难关渡过去再说。”
她点点头，泪水的浪头一打，差点把自己呛住，她硬生生把那个浪头按了下去。委屈算得了什么，没钱父母吃不起药家里揭不开锅那才是真惨，她知道孰轻孰重，何况没有选择。在凯旋门卖雪茄一开始是比较受刺激，那里闪的飘的全是豪奢之气，钱在那里不值钱，就是个玩意，而钱又是唯一的通关语。那些人的生活跟她是两重天，她也由此明白了什么叫天外有天。她不知道那些人的钱是怎么来的，也想不通这凯旋门里那些陪客的小姐，为何每月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收入还在喊钱不够用。不过她跟那些人是绝缘的，她只要做好自己那份事，每月在那儿挣上八九百元，就很满足了。而且她可以兼顾两头，晚上去夜总会，白天在美容院，她又跟美容院女老板说了情况，上午照常上班，但晚上要早点收工。别的美容师都每周轮休一天，她不要那个轮休，以“抵偿”每天的早退。
可是每天凌晨回家，总会吵醒睡眠一落千丈的父亲。父亲患病后似乎跟猫头鹰通了灵，晚上即便吃了药脑子里也有一根弦醒着，一点响动就能使他双目圆睁，人如弹簧般啪地弹起。段晓蕾每夜回家，都会引起父亲的一阵骚动。父亲骚动，母亲也得跟着起来折腾。母亲的尿失禁基本控制住了，只要情绪不激动不做太累的事，就问题不大，可肾病还得慢慢来，肾病也需要好好休息。母亲的腿脚一直有些浮肿，被查出肾病后肿得更加豪放，可母亲不甘于顺势倒下休息，呆在家里守株待兔，他们这个家，守一万年也不可能有什么兔子送上门来。带病的母亲又去找了个能在家做的活儿，编织手工的毛衣和女士坤包，—个月有个两百来元的进项。
段晓蕾去到凯旋门后，母亲万般不放心，也是无可奈何。母亲落过几场泪后，跟段晓蕾商量：另找个地方去住吧。这是母亲考虑到他们家离凯旋门远，每天段晓蕾一个女孩子半夜三更孤身回家不安全，再者回到家父亲还要折腾，大家休息不好。母亲的提议有道理，如果搬出去住，段晓蕾也能省出时间摸摸书，她是要把卫校念完的，哪怕三年五年后去念完，也要念。母亲没有跟段晓蕾说你放心搬出去，你爸有我照顾之类的话，贫寒之家，没那么多口头上的贴心体己，也没那个心力去无微不至。
在极其偶尔的时候，段晓蕾会不经意地把自己跟同住—个屋檐下的乔乔比一比。她和乔乔同龄，和乔乔似乎也有点可比性。可两个人的命实在是比不着。段晓蕾每月花在自己身上的钱，除了三百元房租，其他开支总共不超过二百五十元。早上她吃馒头，一周买一小袋最便宜的袋装牛奶，五百毫升的那种，喝三天。中午煮面，或炒个只放一点点肉末的菜。晚饭在美容院和几个同事搭伙，大家凑钱在简易的小厨房里煮点米饭炒两个菜，也是简单。每月伙食费一百六七就打住了，其他日用什么的几十元。她很瘦弱，吃得不多，不沾零食，也不像其他女孩那样喜欢乱买小玩意，她是一元钱也在乎的，她这边省一元，母亲那边就宽裕一点点。她每个月只给自己留六百元，其余的全交给母亲，但母亲只拿一千元，说够了，剩下的你自己留着吧，以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