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啤酒箱事件
作者：杨少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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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引发联想。她还去了大水窟，站在当年张茂发主持修建的水坝上，用她那只大炮筒拍下了水产养殖基地的无尽风光。此地风光不论如何旖旎，肯定不会是拿去参展用的。拍完照回到屋里，她还调侃林长利，问是否要求她也写一张悔过书，贴在坂达村重选公告一旁以示低头认罪?如果不写是否会给带走，送县看守所去吃官司?
消息传过来，郑小华骂了人，骂的当然是我。她说罗炳泉号称罗教授，这指导个啥?越弄越麻烦，看这怎么办吧!
我有很强的挫折感。女领导批评人一向不太注意学历、职称以及当事者本人感受。当年我当乡长时，与她和吕忠均为同僚，我是教授级的，他们尚无职称。但是后来他们都进步了，我没长进，虽然级别还在，官却越当越小，显然我这种伪教授不太有用。尽管我对自己已经没有太高期待，很清醒很现实，碰上破事自觉认领，但是我还是很在乎自己的职称，依然自认为有些想法。一个人有什么毛病，真是改也难，不容易。
当天下午，郑副县长决定让我再次出动，去指导李老师。一来因为李老师向林长利问及了罗教授，二来一旦郑副县长亲自出马就没有退路了。我没到坂达村，在那里说话反不方便。我去李老师下榻的金叶酒馆守株待兔，从四点一直枯坐至六点。晚饭前李老师回来了，她还没给罗教授照过相，看到暂缺嘴脸出现，却未表现出惊喜。
我没再跟她探讨慕尼黑的啤酒馆，我直截了当，建议李老师允许县乡领导安排设宴接待，热烈欢送。我说李老师祠堂也看了，照片也拍了，足可满载收获而归，想欣赏山野风光今后可以专程再来。眼下此地比较敏感，不是适合观赏的时候。李老师再呆下去只怕会出事。她个人当然什么事都不会有，各级领导很关心，当地部门很重视，肯定确保安全，哪怕这里闹个天翻地覆，她不会少一根毫毛。但是她会祸及他人。弄不好会有人掉乌纱帽，例如本人，罗教授。李老师对我们这些人有看法，所以帽子掉了活该，这个没关系。问题是对汤金水兄弟也不好。他们要生活要发展，周边环境搞得这么复杂，日后怎么办?
她认为我的逻辑很奇怪。
与上回指导相同，我跟她谈汤金水。我提供了自己“采访”到的一个素材：汤金水读高中时成绩不好，偏科严重，数学一塌糊涂，毕业后没考上大学。按照本地农村通常情况，他会回乡务农，随其父鸭汤耕作牧鸭。也可能外出打工，另谋生计。但是这小子哪儿都没去，留在家里复习一年，隔年再考，还是没上。然后到县一中再复读一年，终于考上一所成人大专。事实上，汤金水前两度高考，虽成绩很差，却并不是无学可上，只是分数达不到他想要的专业，所以放弃。最后他如愿以偿，读了那个专业。那是什么?法律。汤金水有一张法律专业的大专文凭，虽然现在无业，却有望在今后从事法律事务。汤家并不富裕，汤金水的父亲和兄长为他付出很多，可见他以及他选定的这条道路寄托着全家人的期待，弱者改变命运的愿望总是这么强烈与执着。现在因为一场村级选举，年轻人一怒肇事，拒不合作，让自己陷入困境。如果进一步恶性发展，终被严厉制裁，案底和记录将会留下来，成为一个污点，可能影响甚至让他丧失今后从事法律业务的资格。这家人的期待和改变命运的愿望将因此破灭。
她说：“所以要忍气吞声，任你摆布?”
我说：“我是在维护他。”
我给她介绍当下农村选举若干典型案例，包括那起买凶杀人案。我告诉她有的村子很穷，村长没人想当。有的则竞争激烈，其中牵扯利益因素，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引发严重事件。本地农村基层民主进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坂达村这种问题并不奇怪，因为基础就是这样，只能逐步完善。得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我以为眼下最应当形成的共识就是承认和遵守规则，否则都可以乱来，这还怎么民主?
她说：“你嘴上讲规则，底下都是潜规则。你在坂达村指导来指导去，真实目的就是维护张家利益。这种规则不要也罢。”
我表示李老师可以说气话，汤金水却不能因此动手搞啤酒箱政变，这是规则。通过本次换届选举，坂达村村民的意愿已经得到更多的表达，下一任村长无论姓什么，都不能像前任一样行事，都必须处置大水窟等等问题，让村民更多地分享权益。这就有进步。是相关规则、指导和选举产生的成果。李老师应当看到。
她说她发现这里人不只花样多，言辞也丰富，再丑陋的东西都能用口水涂抹得冠冕堂皇。其中以罗教授为甚。
我说我认为李老师应当对我进行深入了解，这也是对现实的深入学习。我本人同样希望向李老师好好学习，今后来日方长，还有机会。现在能否先确定一下，明天中午跟县乡领导一起吃个饭，宴请欢送?
她冷笑，说她觉得挺有意思，打算接着看，奉陪到底。
“吃饭不急，再说，”她说，“现在我还有点事。”
逐客令下了，我走，悻悻然无果而归。
当晚，林长利再次前往汤家共同学习，对方依然坚持不懈，大家不欢而散。林长利说了重话，重选将按计划进行，汤金水不合作，一切后果自负，走着瞧。
晚间九点来钟，有人敲我的房门。来客竟是鸭汤，汤金水的父亲。
他非常木讷。静夜造访，独自前来，见了面竟无话可说。我注意他那双长于耕种和牧鸭的手在膝上索索动弹，心里肯定是波澜起伏，只是苦无叙述。
我问了他一句话：“你儿子呢?是不是找李老师去了?”
他点点头。
我说李老师是好人，她同情你们。我说的话你儿子不信，所以坐上“鸡嘎子”，还是去找她。你是信的，所以你来找我。
他再点头。
“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别紧张。”
他闷了半天，挤出话来：“钱，那个。”
他没有钱。他们家并不富裕。汤金山回乡发展，买车载货，目前还欠着别人钱。汤金山竞选村长，靠开碾米厂的堂叔支持，自家也有不少花费。现在汤金山打架被拘，这边要请律师，那边讨要医药费，花钱免不了，亲戚朋友已经借了一遍。哪有办法再出重选这笔钱?领导帮助免了它吧。
我告诉他这是规矩，免不了的，但是没他想的那么严重。我给他算了笔账，每个选民误工补助二十元，五百选民要一万。实际不要那么多。补助是现场发的，领到补助的人都签有名字，上一次选举失败时。只有一半左右选民投票并领走补助，选举中止时还有半数选民没有投票，补助也没有领走，这笔钱还在，也有五千多。只要汤金水父子愿意合作，可以合情合理，据实确定一个他们应负担的合适数额。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给他看。罗教授似乎早就算定他会来，已命人代他儿子拟写了一份检讨书，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表示悔过，对全村选民表示道歉，愿意接受处理，保证改正错误，遵纪守法，促进重选圆满成功。
“你还是要听我的。”我说。
经反复劝告，他最终接受。离开时他泪流满面。
我从他那里知道，李老师跟这家人以往并无关系，认识的方式非常传奇：前些天，汤金山出事后，其弟汤金水到乡派出所找人，得知哥哥已被带走，汤金水悲愤难平，坐在他的“鸡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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